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分析——边缘化视角

90 年代以后，伴随着史料的发掘与完善、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丰富、地域联系的加强，香港、大陆、台湾的学者陆续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关注起来，主要包括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史的梳理、创作特色与价值的分析以及功过得失的评价等。目前香港尚未出现体系完整的香港文学史著作，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历史与史论意义上的梳理和阐释，暂时以大陆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与香港文学史为参照。
绪论 未竟的现代

一、 “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要讨论现代主义，首先要对“现代”的概念与意义作一番界定。现代主义之所以相对于传统的思潮主义具有超越性，最关键处便在于“现代”的意涵。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目的在于与“古老”形成相对的概念，以便将两者在时间限定与时代性质上作粗略的区分 1。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看待社会进步的历程与阶段，可以将“现代”的时间起点初步界定在“16 世纪”，这一时期，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发展、科学技术起步等一系列开拓性的举措，打破了大洲、种族与国家的边界，将人类文明带上了世界性的“现代”发展轨道。在文艺思想界，“现代”的概念则应当包括对“理性”与“自由”等进步观念的推崇。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现代”代表了一种反抗传统以获得提高的“求新意志”的诞生。从文艺复兴的表面宣言来看，这是一场复归古希腊理想的思想文化运动，但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对新兴力量以及“现在”思想的肯定，显示了某种反思“过去”的进步性。此后18 世纪的启蒙主义不再一味追崇复古而强调新的思想和科学方法，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又对启蒙主义的人文精神持怀疑态度而提出新的“现代”构想。由此，作为与资本主义进程匹配、代表现代化新世纪到来的“现代”概念则大致形成于18、19 世纪之交，其涵义的成型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后继而来的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围绕“现代”与“现代性”，对其内涵、性质、范围、意义、作用机制、存在问题等，深入开展了诸种学理上的阐释、争论与批判。与“现代”相对应地产生了“现代性”的概念。现代性是一个内涵繁复的西方概念，包含现代西方对前代哲学、军国主义、工业主义、商业主义和社会结构的多重思考。吉登斯在阐释“现代性”时，作了一个综合而基础的描述，他概括了世界性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与类型等因“现代”而呈现的不同变化及其对于“工业现代以前”的意义，指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性，而非传统社会理论中所强调的历史社会的“内部自身演进”。其中，他特别指出“现代”是“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1，正是想强调“现代”给人们带来的所有改变和冲击暂时无法用传统的知识和方法解决，“现代”的奥秘是未知的。而经历了相对成熟的“现代化”的后现代，人们才逐渐整理出“现代”的某些特质和规律。西方自 18 世纪开始所经历的近两个世纪的一系列社会重大变革，皆被纳入“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范畴。现代性的问题在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等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内引发了人们对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本质性的认知革命，使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其工作正是在完成一个“世界的祛魅”的过程 2 。随着国家、地区之间世界性、全球化的文化交流愈来愈紧密，有关“现代性”的思考不仅迅速引起了不同文明的重视与共鸣，将其作为一种考量和反省文化的工具，这些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在充实“现代性”的内容，促使“现代性”丰富自身内涵，扩展其外延。据哈贝马斯考证，现代性的哲学意义确认始自黑格尔的主体化理性。其后，尼采具对抗意义的后现代性、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福柯的“知识/权力”论，吉登斯的“断裂性”与“两重性”社会特征等，都绕不开原始的“现代性”话题，各学派和研究者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彼此有继承和延续，也有争论与反思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90 年代以后，伴随着史料的发掘与完善、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丰富、地域联系的加强，香港、大陆、台湾的学者陆续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关注起来，主要包括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史的梳理、创作特色与价值的分析以及功过得失的评价等。目前香港尚未出现体系完整的香港文学史著作，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历史与史论意义上的梳理和阐释，暂时以大陆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与香港文学史为参照。这些著作依据不同时期文学流派或代表作家的划分，以提纲挈领的方式介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起源、概况、特征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肯定了香港现代主义在小说、诗歌与戏剧创作领域的独特成就。早在 80 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的当代文学史已经注意到香港现代主义这一文学运动潮流，并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1987 年吴三元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1 中简述了港台文学的概况，指出60 年代香港文坛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流行文学并存竞争的局面，着重论述了刘以鬯的文学贡献，提名了一部分颇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西西、也斯、戴天、王无邪、何福仁等，并指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并未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比较重视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与社会现实的关注。1992 年金汉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亦简要地提出了香港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彼此交融的特殊性：“写实、现代两大文学流派真诚交流、融合，这融合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一个过程，即所谓写实文学现代化，现代文学务实化。”2 1993 年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概观》3 ，体例上侧重文学现象与作品的评述，对现代主义的评价总体不高，认为现代主义于中外交流与培育新秀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又有脱离现实主义、导向欧化倾向的消极影响，认为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表达的个人体验不符合大众欣赏的标准，只能孤芳自赏。除了赞誉刘以鬯的实验小说，文学史对西西、吴煦斌等皆以青年有为的作家代表论述之，而较少提及其现代主义特征。1995 年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1 出版，为首部香港文学通史，其中简述了香港现代主义在50-60 年代的发展，指出香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都属于严肃文学，两者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评述的代表作家则选择了小说家刘以鬯、西西，诗人戴天与剧作家李援华。香港回归以后，内地陆续出版了几部香港文学史著作，比较重要的包括刘登翰《香港文学史》2 、朱寿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3 、何慧《香港当代小说史》4 、袁良骏《香港小说流派史》5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史》6 。大部分文学史都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涉及作家主要以刘以鬯和昆南为代表，在此基础上将西西、也斯、吴煦斌等部分地划入其中。袁良骏依照时序将现代主义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的第二阶段以辛其氏、黄碧云、余非、罗贵祥与董启章等为代表，比一般的文学史扩大了作家的群体范围，并且有意识地将作家群体作阶段性分期。朱寿桐的两部文学史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背景与文学史地位作了详细的阐述，考虑到香港现代主义复杂的文化氛围，朱寿桐特别指出现代主义内涵和意义是建立在横移的西方思潮、原有的大陆现代传统、同期的台湾交互影响、百年的殖民属地身份与成熟的商业文化环境整个大综合背景之上。在文学史地位的讨论中，朱寿桐在 1998 年版本中把香港现代主义当作中国文学“偏隅”的“异株”来论述，他指出香港的特殊环境为现代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过度重视市场利益的文化气候使得香港现代主义的成就和影响力没有达到与生长土壤相宜的水平。朱氏在《汉语新文学通史》中尝试建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的观念，扩大了文学史格局，在汉语新文学发展格局中对香港现代主义重新进行了学术定位，思考了大陆、香港、台湾之间产生对话的可能性，并着重论述了马博良、刘以鬯和昆南三位先驱作家，指出他们在现代主义认同中关于先锋期现代主义、现代性反思和反殖民意识等不同价值取向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消费社会”是香港文学生态的基本语境。“消费社会”一般指买卖行为在经济活动中起最重要作用的社会，本文借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文中的概念，延伸指向一个有着“丰盛和全套商品”的社会 1 ，也即“一个物品高度丰富的社会”2 。消费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无限的物品”，这里的物品不仅指具体的物质、人的身体和性等，也包括现代休闲生活，人的言行举止和心理变化都受到“物”的影响和操控 3 ，由此产生的情感投射和对自我的认同都与消费意识形态的认同相关联。消费社会的起始时段大约在 60 年代以后，列斐伏尔意识到这个年代与以往的时代不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一部分私人领域从生产工作活动中分离，独立成为“休闲空间”。詹明信指出二战后的社会阶段与之前出现了断裂，在文化上具有新的形式特点，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他由此将“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4 等多种表征都纳入了后现代文化的特质。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性质、运行规则和作用机制进一步作了阐述，他指出消费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在消费的培训和驯化之下，出现了新型生产力以及具有垄断性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 5。在后工业时代消费意识和产业思维无孔不入的作用下，这种特定的社会模式同时也发起一些危险的信号。消费社会加剧了消费系统的膨胀和消费者个人主义的出现，人们在面对消费手段繁荣和经济责任感等问题上显示出深刻的认识危机和思想矛盾 6 。鲍德里亚从中看到了某种消除差异的同质化倾向：工业和消费的垄断性集中其实取消了人们之间的真实差别，消解了崇拜差异的个性化逻辑。如此一来，曾经被西方锻造成主体、具有愿望和性格、拥有绝对价值的“人”，在功用主义的氛围中“缺席、死亡、被删除了”7 ，人的扁平化、庸俗化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在人的物质消费得到满足之后，消费“由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即由传统的物质性、生理性消费向当代的文化性消费、审美愉悦性消费发展”1 ，精神消费的比重不断加大。居于日常社会空间的文学艺术也无可奈何走向一种消费文化的状态，不仅表现在高等或精英文化对市场逻辑的屈从，艺术和知识商品逐渐失去垄断地位，其与大众或普及文化之间的旧有界限也被抹消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香港的文学经验具有独特性。昆南认为香港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的“文化活门”，产生了意义独特的南来作家、影响深远的优质刊物以及诸多创作丰富的个性诗人和小说家 1。也斯有一个比喻虽然不乏自嘲，却也将香港的尴尬处境化解得很妙：“沙漠也有仙人掌，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植物，如果不只是要求一种玫瑰花，那就可能有其他的植物，这些东西可能也是值得看的。”2 香港或不能产出绝美的玫瑰花，但由恶劣土壤培育出来的植被却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廖伟棠则看到香港文学的自然生长，乃是文学的最佳状态，而把香港当作一个生产了“许多意外、许多神奇”、“繁花盛开”的地方 3。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说是“文化活门”的构筑者之一，是存在于沙漠中央的别致风景，是展现了许多意外的神奇之地，它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的优势与缺失进行深入探索，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现代主义是开启香港现代性追认的钥匙。“现代性”从根本来看，代表着一种反叛传统的力量，在文艺领域中是艺术家所处的时代里最前卫的表现。利奥塔在说明现代性时曾指出，“后现代性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自身就带着一种冲动，要突围到与自身不一样的一种状态里”4 。“现代性”本身并不能囿于某个固定的时间阶段，在此意义上，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性”。在传统的现代性理论与东方对现代的接受观念中，都将西方化视作新奇、先进的进步力量，任何异质文明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模式上进行“西化”的“升级”。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初始的现代性表现，便是借鉴西方的表达形式来反抗现实主义传统，之后转向对历史主体与消费文化等问题的描述和突破，与自身所处时代与环境的束缚相对抗。香港现代主义试验各种文字形式、语法形式、观念形式的创作，并不断在已有的尝试上进行颠覆；从内容上看，香港现代主义摆脱了早期现代主义面对现代社会的震惊、惶惑和恐惧，而是在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的省思中，通过个人的体悟和思考呈现一种冷静客观的，而又打破固有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