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延展与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建构分析

   无疑， “现代性”一词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走过了百年，尤其是近４０年来，这个语词作为一种 “强制阐释”被频频导入中国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之中，解决了人文学科许多理论的难题，让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打开了重重门禁，走过了它辉煌的历史进程。如今，这一语词的所指和能指是否还能解决当下 （“后现代”后）的许多世界性的人文难题，尤其是包括中国文艺理论面临的种种它不能覆盖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产生 “当 代 性”语词内涵的时代，如何解决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虽然我们似乎还不能很快找到破解当下现实理论问题的钥匙，但是我们必须去探求。我试图从语词层面来论述 “现代性”的历史使用，以及 “当代性”新的生成问题。虽然于尔根·哈贝马斯也把 “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当作阐释 “现代性”宏大哲学主题的一个基点，他在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许多地方都涉及到现代性的美学话语，或者说，两者在许多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① 但是，他还是在这部书开篇时就援引了马克斯·韦伯的话来对 “世界史问题”发出了诘问：“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② 显然，启蒙与 “现代性”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双重悖论，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遇到的最大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十分紧密，但是，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来探讨西方理论术语中的 “未完成的现代性”（亦即 “开始死亡的现代性”）与 “正在成长的当代性”在中国文学艺术批评和理论界的使用转换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从而进一步探究和阐释西方文论中的 “当代性”概念，分析 “现代性”和 “当代性”在中国理论界和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使用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两者之间的错位现象，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以期从中介的批评立场上来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证关联性。

 

  近细读 《西方文论关键词》第２卷 （金莉、李铁主编）关于 “当代性”的词条，触发了我回顾与反思百年来，尤其是近４０年来中国人文学界和文学艺术理论界在运用 “现代性”时的纠结：当 “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理论与批评写作中的惯用语词的时候，却在不经意中被频频出现的 “当代性”一词所覆盖，不断时时叠加的 “当代性”由弱变强地呈现在我们的文学艺术批评和评论的术语中，从而逐渐模糊了“现代性”与 “当代性”的边界。不难发现，随着西方文论中具有另类含义的 “当代性”语词的潜入，它是否正在颠覆和瓦解着中国文艺理论界惯用的 “现代性”这一语词的内涵呢？也许这种模糊紊乱的语词混用现象，尚未引起绝大多数人的警惕，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它错位混用后内涵变异的后果。它与中国一贯使用的 “当 代性”，也就是与我们强调的 “时代性”发生了内涵上某种习焉不察的矛盾，于是，就模糊了 “当代性”与 “现代性”的边界；对 “当代性”与 “当下性”以及海德格尔“在场”概念的混淆误，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使用现象。因 此，我以为必须得从“现代性的过渡”与 “当代性”的 “入场”入手，在当下理论语境的两难选择的窘迫中，找到一种 “现代性”和 “当代性”语词在文艺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正确使用的规范模式，从而凸显 “当代性”的建构，这样才能使它们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逻辑概念与方法。  对于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 “现代性”概念的磨合，我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讨，虽然有各式各样的阐释，但是原则性的分歧似乎不是很大，基本都将 “现代性”与中国新文化的核心观念启蒙主义画上了等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等式逐渐发生了变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们在 “现代主义” “现代派”和 “现代性”的讨论中，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由于讨论各方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观念，最终没能形成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这并不妨碍 “现代性”语词在广义范畴的使用。然而，弗莱德里克·阿·卡尔那部形似教科书式的著作 《现代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激进观念，还是让我感到震撼，尤其是他在第９章 “现代与后现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里批评 “后现代主义”时所提到的一个重要观念：“现代主义的一个规范命题就是打破历史；对其较激进的实践者来说，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各个断层和大事件，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只有 ‘现在’才是唯一的存在。”① 他强调的 “现在”即“当下”，言下之意就是凸显其 “当代性”。其实，这个断言是想证明当代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蔓延已势不可挡。然而，始料未及的是，“现在” “当下”，即涵盖所有“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 义”的 “现 代 性”，又 被２０年 后 兴 起 的 “当 代 性”所 替代。那么，世界会不会再形成一个以 “当代性”为理论轴心的 “当代主义”思潮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４０年来有许多关于 “现代性” “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学艺术理论著作 被 译 介 过 来。到 了２１世 纪 后，中 国 译 介 的 “现 代 性”理 论 书 籍 则 更 多，“现代性研究译丛”中的 《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的碎片》 《纯粹现代性批判》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性与矛盾性》《现代主义的政治》《先锋派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尤为引人注目，而我一再提到的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更是让人关注。所有这些西方理论著作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 “现代性”和 “后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其中，许多理论对中国理论界解惑 “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近十多年来有哲学界的学者围绕 “现代性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人的发展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性理论异常宝贵而丰富的思想资源，现代性是从马克思直至当代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其实，这一结论的滥觞源自阿格尼丝·赫勒的观点：“在现代性理论这三个奠基人当中，马克思是典型的十九世纪产儿。进步时代的宏伟幻觉在他的著作中较之在黑格尔或韦伯的著作中留下了更多的印记。说到底，黑格尔的哲学更接近于十八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而韦伯的著 作，特别是他的后期著作，宣告了二十世纪的到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分享了十九世纪的宏伟幻觉，尤其是有关技术发展和掌握自然之不可限量且极其积极的潜能的宏伟幻觉，他能够较他的前辈和后来者们更加激进地拒绝现代性的现今阶段 （资本主义），将宏大叙事延伸至未来。”① 资本主义 “摧毁了一切牢固的信念和一切前现代世界的制度……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个 （过 渡 性）阶 段”。② 毫 无 疑问，马克思的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个 （过渡性）阶段”的论断正是对后资本主义的一种预言，“现代性”之后的理论术语的概括是否就是 “当代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