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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论文文章《渝东南地区特困地区财政扶贫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供大家在写论文时进行参考。
本文是一篇经济学硕士论文范文, 贫困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最棘手的共同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贫困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扶贫任务任重而道远。扶贫开发一直是我党、政府工作的重点,自 1984 年我国划分 18 个贫困县相对集中的贫困片区至今,中国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综合现象,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贫困容易滋生事端,产生不稳定因素,破坏民族团结,导致社会动荡,阻碍当地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政府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我党、政府高度关注减贫事业,有计划、有组织地稳步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1953 年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为新中国扶贫理论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孕育环境;1987 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三大提出“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三步走”反贫困战略,完善了“共同富裕”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学说,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到了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高度,中国反贫困框架基本形成。基于此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将扶贫开发理论系统化,并随后制定实施了包括《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在内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为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将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进入 21 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中国发展现状的宏观把控,结合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科
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新农村建设理论,将扶贫开发理论进一步扩展深化。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十八大提出了“20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强调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并配套出台了《关于共同促进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008)、《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等更加全面的扶贫开发政策。世界银行高度评价了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指出“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减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对于扶贫所作的不懈努力”(王曙光,2011)。
1.2 研究意义
贫困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最棘手的共同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贫困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扶贫任务任重而道远。扶贫开发一直是我党、政府工作的重点,自 1984 年我国划分 18 个贫困县相对集中的贫困片区至今,中国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为取得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将最新划分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明确了指出要对连片特困地区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只有实现了这些区域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才算真正达成”。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是消除贫困的有力武器,但倘若无法使扶贫资金效用最大化,减贫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随着扶贫开发的不断深入,政府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扶贫要扶真贫,要把握贫困动态的变化”。现行财政扶贫绩效如何?哪些因素会对扶贫绩效产生较大影响?是政府在调整完善扶贫政策时急于解决的问题。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心,重庆唯一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渝东南地区自然是关注的焦点,其扶贫开发模式也势必会成为我国山地扶贫的范本。虽然近年来重庆市对于渝东南地区的财政扶贫资金总额不断扩大,但扶贫效果却不尽人意。因此,研究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分析影响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加速推动渝东南地区减贫发展、丰富我国山地扶贫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 2 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回顾
2.1 相关概念界定
贫困,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地理位置等因素,致使一部分人无法公平的获取社会资源,平等参与经济生产,而造成的生活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且不能轻易摆脱这一状况的复杂现象,其最本质的特征是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匮乏。纵观国内外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将贫困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生存贫困
东汉许慎在其所撰《说文》一书中解释到“贫,财分少也”。作为最传统的贫困,生存贫困是指就是缺乏能够维持基本生存能力的物质资料,由物质的极度缺乏导致的贫困。它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以收入和消费作为衡量标准,其特征是收入水平过低,以至于无法满足日常基本生活开销。.Rowntree 在研究英国贫困问题时提出“贫困生成于那些依靠自身收入无法维持最基本生存的个体和家庭”,随后朗特利进一步完善了贫困的定义,他认为人民生活的绝对贫困并不只是在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的消费方面得到不到满足,还表现为在生产上没有稳定的维持基本生活的生产力。《198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 “贫困是指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Samuelson在《经济学》中也将贫困定义为一种没有足够收入的状况。
(2)能力贫困
能力一词最初由《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纳入贫困的定义中,报告指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并指出获得生活资源能力的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换言之,贫困是自身创造收入的能力被剥夺导致的,并且能力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低可行能力,但这可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Amartya Sen,2001)。经济学意义上的“能力贫困”理论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排斥”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欧盟认为“所谓社会排斥,指的是那些由于缺乏基本能力或学习机会等原因而导致无法融入社会,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由此可见,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教育、培训、工作机会的缺失导致了这些个体被社会边缘化,能力贫困由此产生。
(3)人文贫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科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贫困不再单单表现为物质方面的缺乏,国际社会开始广泛从人文角度关注贫困问题。1997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与扶贫》首次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报告中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划分为知识水平、生活体面程度、寿命,这三个方面的短缺程度是测量贫困的最有力指标。此外,人文贫困指标还包括受教育程度、自身健康程度、生产生活条件、人均国民收入等。《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也将缺少权利、社会排斥等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纳入了贫困的范畴。
2.2 贫困相关理论
贫困是人类共同的天敌,国内外学者在长期的减贫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贫困的经典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为深入探究贫困本质、制定完善减贫政策坚定了夯实的基础。 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 Gunnar Myrdal 在 1957 年研究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时首次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后一因素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加强前一个因素,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在于,由于资本稀缺、资本形成能力不足及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等原因造成低收入,较低的收入导致生活水平低下,生活生平低下导致营养卫生状况恶劣和教育文化水平落后,二者共同作用导致了贫困主体脱贫能力差,人力资本水平低,进而导致就业困难和收入水平低下,从而陷入低收入的积累性贫困循环中不能自拔,只有通过改革权利关系、土地关系、教育制度等才能促进贫困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即“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假设某一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其他地区发展得略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凭借已有优势,发展的脚步会越来越快,因此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有力干预。
第 3 章 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扶贫理论分析框架
3.1 贫困发生机理
3.2 贫困地区脱贫的动力机制
3.3 财政扶贫对贫困地区脱贫的作用机理
第 4 章渝东南地区发展与财政扶贫投入情况
4.1 渝东南地区区域概况
4.2 渝东南地区扶贫政策梳理及财政投入情况
4.3 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4.4 渝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 5 章 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评价
5.1 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
5.2 指标选取
5.3 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效率分析
5.4 基于莫氏指数的动态效率分析
第 6 章 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6.1TOBIT 模型介绍
6.2 主要影响因素和指标选取
6.3 模型建立与实证结论
第 7 章 提高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对策建议
7.1 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设计,强化对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支持的协调和运行
7.2 加强整体统筹与专项管理,提升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7.3 加强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调整,充分发挥财政扶贫的效能
7.4 提升连片特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为财政扶贫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支撑
第 8 章 结论与展望
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渝东南地区,是重庆唯一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是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辖区内六区县均为国家贫困县。尽管重庆财政扶贫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渝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庆市其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越来越近,“精准扶贫”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课题,本论文紧扣十八大热点、当前经济工作热点,研究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探索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主要因素,推动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是当前渝东南地区脱贫脱困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政性,对于解决好新时期扶贫重点和难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我国山地扶贫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按照理论概述、历史回顾、现状剖析、问题分析、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理清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关系,分析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艰巨性、特殊性以及财政扶贫的重要性;其次,对贫困相关核心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从自然、社会文化、经济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发生机理,在此基础上,从主体要素、产业要素、资金要素、技术要素等方面剖析贫困地区脱贫脱困的动力机制,进而揭示财政扶贫对贫困地区脱贫的作用机理,从而构建起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本研究打下夯实的理论基础;随后,从发展优势与劣势两个角度系统全面分析了渝东南地区的区域概况,并结合渝东南地区扶贫开发历程及财政投入情况,深入剖析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彰显财政扶贫对于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以客观数据为依据,进一步探究制约渝东南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紧紧围绕“精准扶贫”核心思想,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 Malmquist 指数法,从保障和改善民生角度选取相应指标,从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角度对 1999—2014 年渝东南地区 6 区县财政扶贫绩效进行系统评价;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基于渝东南地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要求,利用 Tobit 模型分析影响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最后,本文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论,提出提高渝东南财政扶贫绩效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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