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之轻推式干预未被中国广泛运用的原因分析

 轻推（ｎｕｄｇｅ）是行为经济学家Ｔｈａｌｅｒ提出的自由家长主义政策干预方式①，是指通过选择环境中被传统经济学忽略的因素，在保证个体决策者自由选择权不减少、客观支付和报酬不改变的前提下，影响个体的决策选择，使个体决策朝向提升自身及社会福利的方向发展［１－２］。自Ｔｈａｌｅｒ在２００８年著书提出轻推式干预以来②，轻推便以其突出的简单、有效、低成本的优点③，不断与传统经济学干预方式融合发展④［９］，目前已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荷兰、丹麦、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内政服务、健康福利、社会保障、税收、能力教育、能源节约、消费行为、社会行动等领域［１０－１１］。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推动下，轻推近年也运用于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印度、哥斯达黎加等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卫生、儿童教育、家庭储蓄、生产效率等方面［１２－１３］。然而，虽然轻推在发达国家的影响日渐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但在我国政策干预上的影响却比较有限①，不仅研究文献较少，而且零星的实践运用也规模较小，尚未全面系统地获取轻推的巨大好处，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形成明显反差。在当今这样一个行为科学的时代［１４］，造成这种反差背后的行为原因是什么？本文对其进行探讨。探讨此问题对进入新时代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有两方面价值。一是丰富政策干预工具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干预多次经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１５］，破此循环必须避免管制过死和完全放任两个极端，作为介于自由主义和家长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轻推既能保证个体自由选择空间，又能体现特定的政策意图，是进行平稳有效政策干预的新工具。二是降低政策干预成本。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则增长较快，政策干预受到的成本收益约束不断增强，而与传统干预通过花费较大货币代价改变决策成本收益结构来改变人们行为的做法不同，轻推干预触发的只是个体的直觉、感情和自动决策过程，通过简单的线索和微小的选择环境改变便可达成目标［１６］，是可被广泛运用的低成本干预。可是截至目前，国外学者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整体层面上的轻推运用问题，有一些问卷调查部分地涉及来自中国的样本数据［７，１６］，但只调查了民众对轻推的态度，还没有对国家层面的中外轻推运用差异进行探讨。围绕轻推式干预，国内学者主要推进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对轻推及相关行为经济学成果进行介绍，通过期刊论文介绍轻推知识［１７－２０］，以及翻译出版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Ｔｈａｌｅ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Ａｋｅｒｌｏｆ、Ｓｈｉｌ－ｌｅｒ、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等行为经济学家相关论著，起到了传播轻推知识的积极作用。二是在一些特定领域借鉴国外具体轻推做法的专项研究，如行为法经济学、贫困治理、金融监管、公司治理、政府购买服务、器官捐献、个护健康、生育决策、技术设计等［２１－３０］，相应研究对轻推在国内的运用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当前国内轻推运用研究所关注领域比较具体零散，尚未从国家整体层面探讨轻推对我国政策干预的系统性潜在好处，缺少对国内外轻推运用反差的原因及我国运用前景的探讨。随着２０１７年行为经济学家再度获得诺贝尔奖，国内出现了不少要将行为科学成果运用于我国政策干预的呼声［３１－３４］，突显出研究该问题的迫切性。本文认为，探讨轻推在中外运用反差的行为成因，不能局限在具体领域孤立考察，而应从国家整体层面认识其中的促进和阻碍力量，同时，行为的问题也应当运用适宜的行为理论来探讨。鉴于通过群体划分容易把握一国范围内各方力量对比，以及行为经济学理论展现出的强大解释力，下文先对我国社会群体进行划分，然后结合行为经济学理论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探讨导致我国轻推干预未广泛运用的行为经济学原因，预估未来运用前景并提出促进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