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畜牧改良与兽病防治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畜牧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产量大幅度下降。国民政府鉴于畜业在大后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出口换汇等方面均十分重要，乃对大后方畜牧改良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主要家畜家禽进行了品种改良和兽疫防治，从而使大后方畜牧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大后方各省畜牧业的近代化进程，也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 抗战; 大后方; 畜牧改良; 兽病防治

  民国时期，畜牧业在农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仅次于种植业的第二大门类，占农业全部总产值的 55% ①。发展畜牧业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可以利用很多农垦及园艺上所不能利用的荒地、山巅、湿地，使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畜力进行耕种、垦荒以节省人力，并供给农作肥料。同时畜牧业还能为人们提供肉、乳、蛋等食品，增强人们体质。许多畜产品又是工业原料，在国际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出口大宗，如羊毛、猪鬃、羊皮等每年恒占出口的前列。因此当时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我国的畜牧业总价值在 20 亿元至 30 亿元之间②，在国家财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全面抗战爆发前，因种种原因畜牧业却未受政府应有之重视。迨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鉴于畜牧业对后方农业、交通运输及出口换汇等各方面的重要性，乃对大后方畜牧改良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取得了重要成效，为支持抗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可见，该《方针》对大后方畜种改良及兽疫防治工作均作了详细规定。1939 年的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发出“努力畜牧，加紧农村生产”⑦的号召，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也通过了“发展畜牧兽医事业”的决议案，认为畜牧关系农村经济及国民营养甚大，要求大后方“亟应切实改良”⑧。外销特产( 如羊毛、羊皮) 能够得到外汇，支持抗战经费，就是抗战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国家元气，也需要发展畜牧业，以促进农工业的发展⑨。故 1940 年 8 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拟定外销物资增产计划大纲草案中，就明确指出，外销物资，以农产品为主，而“农产品之增产工作，以各省农业改进机关为执行机关，但遇必要时得商请有关方面专设机关办理之”瑏瑠。为明确增产畜牧业计划，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羊毛和山羊皮两类出口物资的具体增产方案瑏瑡，该方案对增产的区域，有关工作部门的职责、目标以及政府的经费支持均有较具体的规定:抗战前，虽然农产品出口的 43% 为畜产( 包括蚕丝) ②。但畜产改进工作却远较其他事业落后。其时，畜牧界一些有识之士亦曾撰文指出国内畜禽品种与国外优良品种的差距③。因而更多的畜牧界人士主张通过品种改良来达到发展畜牧业的目的。如张松荫、钱仲南等人就曾提出要利用美利奴羊来改良国内的地方羊，以提高羊毛产量④; 而王兆泰、黄思农等人则提倡在各省县开设鸡种试验场以推广来航鸡⑤; 吴英华则认为巴克夏和波支猪适合于改良东三省的猪种⑥; 王宗祐、李秉权、莫甘霖等人也都提出了一些改良畜牧业的建议。总体而言，这些专家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改良畜牧业，引进畜种是最重要的，同时认为应该对国内畜种进行调查，以发掘出适合改良的优良品种，然后选优汰劣或引进外国纯种加以改良，繁殖推广，以达到促进畜牧业发展的目的⑦。其时，急需羊毛、牛羊皮、猪鬃以供战时工业; 更需大量肉、蛋及乳类以增加军民营养; 兼以大后方难民增多，垦荒面积扩大，亟待动物粪肥以增农产。故战时大后方的畜牧发展极为重要，但短时间内并没有更好的改良策略，于是大体采纳了上述这些畜牧界人士的意见，即以改进畜牧育种为主，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畜类疾病至为普遍，各种病菌每年造成畜类死亡之数字殊足惊人。不仅畜产减少，且有数种疾病可传染人类，影响人类健康。故畜类疾病如不加以防治，畜牧事业很难发展。抗战前全国畜产年产值约 30 亿元，但因兽疫四处流行，畜产因瘟疫而遭受之损失年约 7 亿 ～ 10 亿元，且以牛瘟、猪瘟、鸡瘟为最烈⑧。每次发生即蔓延数县，猪死于瘟疫者占 20% － 30% ，鸡死于瘟者甚至高达 80% ，而牛瘟则以产牛区域如川、黔、陕、甘、宁、青等省为最烈，每年死亡约占 40% 以上⑨。可见，兽疫已成为畜牧发展的严重障碍。究其所以能蔓延并造成巨大损失之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饲养牲畜不卫生，以致疾病丛生; 二是集合放牧，增加疾病传染机会; 三是剥食售卖，运输病畜及肉、骨骼，扩大传染因素; 四是缺乏兽疫防治机关主持预防治疗工作，以扑灭病根”瑏瑠。因此，战时发展畜牧事业，兽疫的防治至为重要。然畜牧病疫种类繁多，实施防治复杂，又因战争环境受人力财力物力而在防治兽疫方面，沈鸿烈要求筹设赣粤边区、川甘陕边区、川滇康边区、黔桂边区、浙闽边区等防疫总站，区内每县设防疫员 1 人; 充实川、黔、湘、鄂四省边区防疫总站，每县设置防疫人员，充实西北兽疫防治处及其青宁两省工作站巡回工作队④。嗣后，中央畜牧实验所即于 1941 年在广西桂林良丰成立，其前身为中央农业实验所畜牧兽医系和农林部兽疫防疫大队。该所成立后，将原防疫大队扩展为 10 个防疫分队，分赴各区从事防疫工作。同年 10 月，川、黔、湘、鄂四省边区防疫总站及兽疫防治大队亦成立。中央畜牧实验所防疫机构在 1941 至 1942 年的一年多时间内，重点进行了牛瘟防治，区域涉及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广西等 6 省，预防注射牛只 9，435 头，治疗注射而痊愈者 407 头，使用血清 42 万余毫升，脏器疫苗 15 万余毫升。这些防疫活动，除间接挽回经济损失外，直接挽回经济损失达 800 万元⑤。详见表 1。

贵州省也于 1938 年组建兽疫防治督导团，除向中央及广西借用兽疫防治人员外，还开办畜牧兽医训练班，充实兽疫防治人员。然因人事、经费等问题该团被迫于同年 11 月解散，防疫工作则转由贵州省兽疫防治委员会承担。该委员会自 1939 年开始，除在贵州东北部诸县组织防治牛瘟外，还督促全省各县组织兽疫防治分会，并派员赴各区宣传防治兽疫的重要性，指导各分会进行兽疫防治。同时，又以联保为单位，组成兽疫防治情报网，一旦兽疫发生，能及时报告，以便组织防疫，从而使兽疫造成的危害尽量减轻。1938 至 1939 两年间该省共保全牛只 106，892 头，治愈牛只 818 头，兽疫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⑥。总之，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对改良大后方畜牧业的重视，畜牧科技得以大量引进，畜牧科研得以大量开展，使大后方各省如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广西、青海、陕西、甘肃、西康、新疆等省的畜牧育种及兽疫防治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绩，畜牧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大后方各省畜牧业的近代化进程，也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