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首要内容[1]。 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信息化的概念刚开始被提出时，就赢得了教育界的关注。 教育信息化的概念则是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而提出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于 1993 年 9 月正式提出建设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鄄tructure，简称 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其核心是发展以 Internet 为核心的综合化信息服务体系和推进信息技术(简称 IT)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特别是将 IT 在教育中应用作为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 随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教育信息化建设都十分重视[2]。一直以来，我国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都较为注重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特别指出，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 它是实现教育信息化战略的物质基础和首要条件[3]。 20 世纪末，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鄄NET)和中国教育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CEB-sat)形成了“天地合一”的现代远程教育传输网络；2004年， 我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 CERNET2 主干网建成开通[4]；随后，“校校通”与“班班通”计划以及“农远”工程、“农远”二期相继实施；2010 年以来，“电子书包”和“教育云”项目也已经启动并取得进展[5]，“三通两平台”的口号更响彻国内各地。 可见，经过这十多年的建设， 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形成，这为广大的学生、教师、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信息化设备、接入因特网提供了条件[6]。 而且，随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初具规模， 数字教育资源体系逐步形成， 教育信息化建设从起步阶段也进入了应用整合阶段，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重心从搭建基础平台转移到深化应用、促进变革的关键时期。尽管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 亟待解决的困局。 胡小勇指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存在以下一些问题[8]：（1）设备更新迅速，资金投入需求大，教育效益产出低；（2）硬件设备使用率较低，浪费严重。 许多设备“不可用、不让用、不利用、不会用”。另外，基础设施“建而不用”的状况同实践者对于基础设施的定位和认识有关。 余胜泉认为，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许多实践者将重心放在了技术层面上，没有将技术融入实际的教学与管理中， 信息技术与实践脱节，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失衡[9]。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的瓶颈。如何突破瓶颈，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相关部门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2012 年 9 月 5日， 刘延东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宽带网络校校通”，多管齐下加快推进学校接入宽带，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运营维护机制，完善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 [10]”余胜泉针对目前存在的“大投入、小产出，高投资、低回报”的状况，认为要使教育信息化尽快进入深层次应用领域， 突破发展瓶颈，就必须从系统观、生态观的角度对之进行思考， 继而提出了促进新技术教育应用的教育信息化生态观[11]。 这些解决对策为部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和对策， 但要真正解决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在结合本国经验与教训的同时， 理性省思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育信息化宏观政策， 为审视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寻找新视角和思路。
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指的是在教育领域运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 从西方国家的一些具体的政策计划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报告来看，国际上常用“ICT infrastructure”（信息技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信息基础设施）等术语来表示信息化基础设施。 本文中所有的基础设施均指的是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教育信息化系统中的要素之一，它的建设内容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在不断演变。因此，国内学者通常借助基础设施的建设内容来理解其概念。 2002 年，南国农对教育信息化“三件”建设中的硬件进行了界定，即信息技术设备、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计算机教室、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室、校园网、电子备课室、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等的建设[12]。 张建伟于 2003 年提出，硬件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学校内部计算机与相关外部设备， 其他各种ICT 仪器设备、计算机网络，以及地区性教育网（城域教育网）和全国性教育网等；另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有关建筑物和相关辅助资源的准备[13]。2011年， 胡小勇提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化环境和硬件设施，主要包括：学校内部的计算机与相关外部设备，其他各种 ICT 仪器设备（如投影仪等）、计算机网络，以及各种教育网（如城域教育网、教育科研网）等。 另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了相关的信息化建筑物和相关辅助设备,具体如表 1。
国际上对教育信息化的界定也各不相同。通过分析国外相关政策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两个维度来理解。 从美国教育部 1996 至 2010年间发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The National Educa鄄tional plan,简称 NETP）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目标导向表中，可以发现美国的基础设施发展趋势是从关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强调建设与应用的并举。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在 2010 年 NETP 中还提出了学习基础设施的概念。 它强调基础设施是综合性的，不仅包括宽带连接、服务器、软件、管理系统和管理工具，也包括人员、流程、学习资源、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并不是简单的计算机、服务器等的购买量增加，而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并且企业参与是必要的。学习基础设施始终为学习者、教育者与管理者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随时随地按需地持续学习，而且得到更多均等的机会。 同时广泛使用的云计算等新技术，不仅支持人们的终身学习，也支持其参与内容的创建，实现无处不在的学习机会[15]。虽然国内外在不同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不同，但是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技术指标项，其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16][17]：生机比、师机比、网络覆盖率、网络设备、多媒体教室配置、数字卫星
传输系统及网络结构。
三、 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回顾与反思
（一）发展历程回顾
1.建设内容
在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程中， 每一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内容会有所不同。 本文基于对我国2000-2014 年间发布的主要教育信息化政策进行的系统研究， 总结了本世纪头十几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内容变化。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内容的演变趋势是从关注多媒体教室、 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等硬件设施和网络的建设到关注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建设。
2.建设与应用策略
基础设施的建设策略主要包括“由谁建”、“怎么建”这两个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法规， 发现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是 “自上而下”。 国家、教育部及其他教育部门首先对教育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然后以政策法规、项目或者行动计划的形式逐级往下推动。 如，2004年 2 月 10 日国务院转批了教育部《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7]， 提出了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计划”和“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按照“总体规划、先行试点、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 对于如何推进基础设施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在我国早期的政策中较少提及，近年来政策中才开始关注应用。 如，在 2013 年国务院印发的《“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中提出[28]：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坚持网络建设与应用服务相结合、坚持网络升级与产业创新相结合、坚持宽带普及与保障安全相结合，促进宽带网络的应用。
（二）存在问题及分析
1.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宏观布局和系统思考
通过分析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发现， 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从注重硬件设施的建设到注重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变化趋势。 然而，我国的教育信息化项目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投资方面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开发和教师培训[29]。其结果是学校信息化硬件、 软件和资源的利用率都不高, 造成极大浪费，由此对学校信息化可持续发展造成很大的障碍，原因主要是没有从系统的角度去思考学校信息化发展, 没有考虑学校信息化系统中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30]。 另外，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前瞻性不够，采用的关键技术先进性不够， 忽略了基础设施发展的可持续性。 例如，我国政府部门在资源建设上，过多地卷入了硬件和软件资源的采购供应， 忽视了对整体资源建设的宏观调控， 忽视了对各种技术标准规范的制定检查[31]。
2.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覆盖全国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平台基本建成，但是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水平不高，生机比、师机比还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32]。 天地网络虽然初步形成， 但天地网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33]。 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明显落后，在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 2010 年底，尽管我国的宽带用户数已经是全球第一， 但宽带人均普及率不到 10%， 低于OECD 国家平均水平约 15 个百分点， 远未达到发达国家 30%—40%的水平；且仍处于“低速宽带”阶段，宽带平均下载速率为 1.77Mb-ps，全球排名第 71 位，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 1/3。 尽管带宽速率偏低，但我国宽带使用价格却远远高于 OECD 各先进国家水平[34]。
3.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机制不合理
我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投资模式是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和地方配套的模式以及政府财政拨款与基金会联合的模式[35]。 各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很明显， 而投资整体份额中， 社会组织和个人占有比例始终不高，其投资客体主要是全国各学校[36]。 目前，拨款方式的优点是批量购买标准化教育信息化设备、资源，便于维护、更新，创造了“规模效益”，降低了成本；然而，一定程度上却抹杀了学校的个体需求，且可能滋生寻租与设租行为[37]。 另外，从表面上看，我国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的资金使用是相当公平的,即平均分配资金，但这实际上忽视了不同学校所在的地区差异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资金份额的平均分配将会进一步加剧各个地区和各个学校在机会上的不平均[38]。 甚至在有些地区，优先把资金投资在条件好的学校，让这些学校首先享受到联网的好处, 而且在建设应用后期的资金投入上也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实际上又把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责任放到了地方政府的头上，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各个学校之间的不平衡，而且后期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保障[39]。此外， 由于国家投入的资金往往是一次性的拨款，投入总体不足，缺乏长效投入保障机制。 基础设施、信息系统、重大应用工程的运行、维护和可持续发展没有根本的保障机制。 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硬件设备需要不断地升级换代。 而一次性拨款容易在中后期导致“资金紧缩”现象，或者是陷入设备落后的困境中。 如果后期的建设资金由地方政府负责， 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等，部分地方政府难以负担，便将教育信息化建设所需配套资金转嫁给学校， 某些地区经费实在不足，便将设备闲置起来。 基础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保障[40]。
4.局部地区的数字鸿沟在不断扩大
我国各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情况不均衡，“数字鸿沟”现象愈演愈烈。 如，在学校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知名度高、条件较好的学校，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教育信息化投入， 设备投入和配备往往也更好，呼声更能得到决策层的重视和回应；相反，那些投入不足的薄弱学校，教育信息化投入本身就不足，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陷入了发展的“瓶颈”。这种因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而造成的名校与薄弱校的格局一旦形成，差距必将被不断放大，形成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马太效应”[41]。 其中，城市与农村之间基础设施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别。 如，2010年，城市地区学校平均生机比为 15:1，平均师机比为2:1；农村地区学校平均生机比为 22:1，平均师机比为 4:1；城市地区学校连网率为 88%，农村地区学校连网率为 48%； 城市地区没有计算机的学校为 4%，农村地区没有计算机的学校为 12%[42]。
5.基础设施的应用效益和投入产出比低
尽管我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迅猛发展， 但是实践层面来不及消化吸收造成了“消化不良”现象，教师、 学校甚至区域都来不及消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成果，其结果是基础设施的应用率低、应用效益不高[43]。 黄荣怀等人也指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而基础设施的应用推广则相对低迷[44]。 例如，吴勇刚通过调查了解到甘肃马营镇小学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能够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求， 但是使用率很低，其原因在于：首先是老师们对现代化设备的认识观念参差不齐， 其次是已经认识到计算机网络重要性的教师对计算机设备的功能认识不够， 操作熟练程度欠佳[45]。
四、国际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世界各国相继制定了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政策和计划。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新加坡以及亚洲地区等国家在不同时期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策略、实施效果等，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内容分析及对比分析，以总结各国教育信息化的实施经验。
（一）建设内容
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内容， 国际上越来越重视创造一种随时随地、无时不刻的泛在学习环境。 例如 ，2010 年 3 月 3号 ， 欧 盟 委 员 会 发 布 了 Eu鄄rope2020[46]，该政策针对欧盟在整个社会的转型期所遇到的瓶颈和遗漏的问题， 制定了 2010 年到 2020年的行动目标：建设智慧的、可持续的、共享式增长的教育。 2008 年，新加坡教育部发布了第三个教育技术总体规划， 指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支持学生随时随地的学习有两个关键：自适应的、灵活的信息技术校园环境以及在家里能够获取学习资源[47]。 为创建这样的学习环境， 国际上普遍十分注重各种终端设施的普及和宽带网络的接入。
1.注重多种终端设施的普及
美国在教育信息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克林顿总统于 1996年 6 月就提出了把每一间教室联上信息高速公路，让每一个学生做好迎接信息时代挑战的准备。 为了达到这一点，美国在 1996 年的“国家 教 育 技 术 计 划 ”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Plan, 以下简称 NETP)[48] 中设定了四个教育技术目标，作为教育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优先考虑的，其中第一条就是： 让所有的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都将有机会使用现代化的计算机。 在接下来的 NETP2000中仍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NETP 的首要目标：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能够在他们的教室、 社区或者家里获取到信息技术。 新加坡的“智慧国 2015 计划”将建设覆盖全国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作为目标之一，旨在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使用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并使其获得更佳的学习体验，并实施了EdVantage 项目计划： 包括 iACCESS、iLEARN、iEX鄄PERIENCE 三部分，其中 iACCESS 是关于基础设施，它包含三个子项目，分别是：“一人一台计算机”项目、“无线校园”项目和“移动着的学习者”项目[50]。 2013年，欧盟也提出要保证各年级阶段大部分学生都能在一个信息化的校园里学习，将重心放在提供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者上网本和交互式白板上[51]。
2.持续增强宽带网络的接入
美国在 NETP1996 的目标中明确提到，要使信息 高 速 公 路 与 所 有 的 教 室 和 图 书 馆 连 接 [ 52 ] ； 在NETP2000[53]阶段，美国对基础设施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普及互联网将有助于结束教师的孤立境地，成倍地扩大教与学的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真实的和高阶的学习体验，使教师和学生对家长和社区更有责任。 互联网接入的质量是极其关键的，那些速度缓慢、不稳定、不能够支持具有交互性和富媒体性的内容的网络连接将不再能满足需求。2005 年 1 月，美国颁布了 NETP2004，所提出的七个行动建议中第五条提到：保证宽带是可用的，以支持客户端的数据管理、在线的和基于技术的评价，保证数字化学习和高质量的数字化内容的获取， 鼓励足够的技术支持，来管理和维护计算机网络，最大限度地（保障）教育正常运行时间和（满足）未来需求计划[54]。 2003 年 7 月，澳大利亚也在其国家宽带行动计划（2003-2006）[55]提出，当下基础设施建设最需优先考虑的事情， 是解决为所有澳洲学校提供经济实惠的高带宽数据通信服务。 澳大利亚意识到关注改善学校宽带服务的策略意义十分重大， 并且也做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来提高带宽、生机比率，建设
与发展软件、网络资源、网络服务、网络设施以及将人与计算机连起来的通信系统。
（二）建设策略
1.采取“自下而上”的建设模式
国际上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 会比较注重学习者、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2003 年 7 月，澳大利亚在其国家宽带行动计划（2003-2006）[56]实施中，也做了一项针对学校和学生的调查，发现：（1）虽然对于带宽的需求在急剧地增加， 但是人们对于如何使用带宽却理解不够深刻；（2）在学校部门，信息技术相关的活动和预算在增加，关于资源内容方面的花费也在急剧膨胀， 但是几乎还没有管理这些花费的系统；（3）没有统一的教育的或者政策性依据来确定带宽需求， 即分析当前使用和预测未来需求的能力较弱，共享信息很难。据调查分析，简单的宽带连接是不够的，学校需要在增加带宽的同时充分培养利用带宽的能力。另外，宽带的总成本也值得关注，仅考虑窄频还是宽频是不够的，问题不仅仅是宽带的数量和成本问题，而是为了降低成本，学校所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 想要解决目前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学校方面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因为市场主要是为了更多其他的“商品化”商品和服务，而是需要购买方齐心协力，建立一个新的投资组合方案，该投资组合方案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 学校处在中心的位置， 一系列的行动都是由学校制定并逐级反馈给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负责确定需求，并告知其他层次的决策者， 教育法律部分来决定如何在学校里面使用宽带和进行资源分配。 州和当地政府负责最大化市场的调控作用。 另外，虽然学校是最了解需求的用户， 但这不意味着由学校直接从市场购买宽带。 学校须在法律建立的框架下运行，这需要学校和司法部门共同关注控制成本和宽带接入。 单独靠学校也不能做好这些， 它需要法律程序和政府来提高意识，提供解决问题的知识、工具及建议。2.注重企业参与美国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鼓励企业的参与，例如，在 1996 年的 NETP 中提到[57]：鼓励联邦机构、州、地方及私立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技术文化挑战基金” 及其他项目支持各地方进行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与私人部门合作，以国家和地方的为基础的指导标准建设高质量的软件和在线资源。2002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eEurope2005[58]，该计划由两组相互正向影响的行动计划组成： 一方面，刺激信息化服务、应用和内容；另一方面，强调基本的宽带基础设施和安全事项。 2002 到 2005 年，需要建成现代化的公共服务以及使用这些服务所需要的广泛普及且价格合理的宽带和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 该行动计划包含四个相互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工具：政策措施、好的实践经验、评价测试、现有政策的整体协调。 该计划邀请私营部门与欧盟委员会以及各成员国合作以完成目标的具体行动。
3.鼓励自带设备
现在有很多学生都在校外运用他们自己的数字化设备进行沟通和交流， 如果想要让他们充分利用学校的学习资源来促进学习， 必须发挥这些设备的潜力[59]。 国际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鼓励教师和学生将他们自己的个人电脑、手机、平板等个人设备带进学校， 并在上课时使用， 这种方式被称为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简称自带设备）。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Hanover 学区极力提倡 BYOD， 以帮助学生和其他人共创一个 21 世纪的学习环境[60]。 美国的 Forsyth 学校是国际领先的 BYOT（Bring your owntechnology，BYOD 的另一种称谓）行动计划的积极参与者与倡导者，它提出了“教学设计+技术性工具=21世纪的学习者”这一理念[61]。英国早期提倡 BYOD 的一位副校长保罗·海因斯（Paul Hynes）说，“不断购买科技设备并把它发给学生，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62]。”将 BYOD 与学校为保持自身设备跟上最新技术发展或者向学生发放学校购买的设备的成本结合在一起， 在财政上才行得通[63]。 BYOD 的做法除了在财政上行得通，在满足师生个性化需求方面也有独特的作用。 澳大利亚悉尼男子高中认为， 对于教育技术资源的供给进行集中驱动和支持的模型不再是一个可以满足师生需求的模型。 他们注重和技术紧密的、有机集成的结合所带来的丰富学习经验， 而这种结合的推广和进步是学校教育理念的核心。 因此，在 2014 年，澳大利亚悉尼男子高中的学生们被要求每天带着他们自己的计算机设备到学校。 BYOD 项目已经取代了 2013 年结束的数字教育变革计划[64]。 因此，BYOD 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学校教育信息化进程中软硬件设备建设以及用户角色定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65]。
（三）注重提高基础设施的应用效益
国际上十分关注基础设施在教学中的应用效率和效益， 一般是通过改善教育信息化系统中的其它要素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应用， 其中通过教师培训来改变教师的传统教学观念， 提高教师的教育信息化能力是较为普遍的做法。 美国早在 NETP1996 中提到，帮助学生利用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学习，对所有教师提供培训；2000 年 12 月，美国教育部支持和鼓励学生在教室、学校、社区及家庭中随时随地应用信息技术， 同时他们已经注意到教师是教育信息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美国教育部由此启动了 PT3 项目基金（明日准备应用技术的教师），并积极推动社会制定有关标准，规范教师培训的质量[66]。另外，在 2005 年，美国颁布了第三个教育技术计划：《走向美国教育的新黄金时代：网络、法律和当今的学生如何应对教育的期待》[67]。 该计划的一个创新和突破点是在拟定行动计划之前在全国范围广泛征集意见，甚至建设了专门的网站和 blog，让所有的教师、学生、家长、管理人员、技术专家以及许多教育机构官员都有机会参与讨论这项计划，它是一份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报告。 调查发现，虽然事实上每个学校都已经联网了，但是在许多学校，一切并没有多少变化。 计算机被锁在电脑室而不是作为学习体验中心，令那些信息技术技能较高的学生都十分沮丧。问题并不一定在于资金的缺乏， 而是在于缺乏足够的培训，对如何用电脑来丰富学习经验也缺乏了解。 为此，国家、地方和学校都在创造性地利用现有资源来重组资金，在他们的预算范围内利用技术来促进学习。2007 年 3 月， 新西兰发布了学校网络设备升级项目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提出基础设施的提供并不能够充分地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教师改变实践来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应用和管理信息技术的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68]。 2010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Europe2020[69]中提到需要制定一些其他的政策来保证基础设施的应用，尤其是教师的专业发展。
五、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外对比分析
（一）建设思路：系统规划要“以应用为导向进行建设”
回顾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发现，许多学校、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备， 而资源建设和人力资源培养却无法及时到位， 因此导致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脱节， 不能发挥基础设施的最大效益。 原因在于教育信息化各参与主体在认识信息技术的教育作用时，缺乏系统性优化意识。 首先，基础设施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要素之一， 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 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网络普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 而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以及人力资源的培养却需要较长的周期才能实现[70]。
我国以往的“先建后用”的思路很容易导致“等到长周期的因素建好之后，短周期的因素已经落后”的尴尬现象。 其次，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重建设而轻应用的现象， 在实践层面将重心放在了提高生机比、师机比、网络覆盖率等指标上，对管理者、教师、学生的信息化能力培训不够重视，这导致了基础设施的应用效率和效益都比较低。国际上一直都注重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培训教师， 提高他们使用信息技术的信心以及能力。 如，2003 年新加坡发布的 “第二个教育信息总体化规划”将信息技术在教与学中的应用作为重心，提出每个学校要保证最基本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大力支持想要高水平地使用信息技术的学校， 为其提供方法和模式上的指导，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71]。按照欧盟国家的经验， 教育信息化项目一次性投资在硬件、软件、培训方面大约各占三分之一，长期的应用开发和维持投入则更多。各国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上的这些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重视影响其应用效益的其他因素的建设，即“以应用为导向进行建设”。 一方面要从时间的逻辑上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 优先考虑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的 21 世纪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师信息化能力的培训、管理者的培训[72]，进而促进教与学的变革[73]。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基础设施配套的信息化软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建设。
（二）建设内容：从“数字化校园”到“智慧校园”
当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已经开始走向融合创新的深层次发展阶段时， 我国仍处于初步应用阶段[74]。 虽然这些年我国一直都比较重视多媒体教室、计算机教室、电子白板、计算机以及网络等信息化环境和硬件设施的建设。 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明显落后。 本世纪初的头十年，我国一直都比较重视数字化校园的建设， 但是当前教育信息化又衍生和积累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信息化外部环境发展与演进活跃， 新理念与新技术不断涌现。 在此背景下，教育信息化发展已清晰地呈现出智能化、开放化、个性化与社交化等特征[75]。 因此， 在国际智慧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 在我国建设“智慧校园”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76]。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从关注“数字化校园”转向以服务智慧教育为目的的“智慧校园”的环境构建，引进和研发关键技术，以创造泛在的宽带网络访问。
（三）变革建设策略
1.利用先进技术优先发展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直以来， 我国的区域间教育信息化失衡现象比较突出， 这成为制约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的一大瓶颈。 不可否认，我国为消除“数字鸿沟”也做了许多努力， 如在 2006 年中办、 国办印发的 《2006-2020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77]中将“缩小数字鸿沟”计划列为六项计划之一，并提出按照承前启后、以点带面的原则，优先制定和实施该计划。 但是《中国数字鸿沟报告 2013》 显示，2012 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为 0.44，即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总体水平落后于城市 44%[78]。而且，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 2014 年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城乡宽带普及率差距连续三年来拉大[79]。 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缩小数字鸿沟的策略效果不明显。 分析其原因，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虽有其积极作用，如树立良好典型，但是其消极作用更明显， 因为在教育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容易导致教育中的“马太效应”—条件好的学校机会越来越多， 而条件差的学校其教育的发展由于受到条件限制而越来越差。在国际上，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宽带建设和先进技术设施。 韩国是信息化教育普及速度最快、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其信息化教育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在成功地实现了全国所有中小学的网络连接之后，信息化教育向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倾斜[80]。 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4 年全球信息及技术报告：大数据的风险和回报》指出，为了缩小全球的“数字鸿沟”， 需要在全国层面尤其是农村地区优先发展 ICT基础设施和提高 ICT 渗透[81]。 因此，为了缩小我国与国际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并消除我国内部存在的“数字鸿沟”，我国仍旧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无线宽带网络、智能手机等先进技术引进，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引进技术上适当超前，而不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另外也要加强相关的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
2.提倡多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多是政府拨款，而随着计算机产业的飞速发展，硬件设备需要不断升级换代，投入巨大，教育部门经常陷入资金紧缺或者设备落后的困境中。 国际上有两点做法有助于解决此问题，：一是企业介入；二是 BYOD。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仅仅依靠政府和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通过国家政策导向来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鼓励相关企业的参与。 例如，韩国在教学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许多公私合作伙伴，这些行为是双赢的，既有助于韩国维持其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领先地位， 公司也获得增加产品市场份额的机会[82]。随着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师生能够拥有诸如手提电脑、移动电话、iPad、iPod、个人数字助理（PDA）、MP4、摄数码相机、摄像机等各种与时俱进的个人信息终端设备， 这些设备在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在我国，学校一般是明文禁止学生在校应用个人信息终端， 认为这些信息终端设备是干扰教学与学校教育的消极因素。 国际上却在教育领域提倡 BYOD。 如，近两年美国中小学就兴起了基于 BYOD 的教育模式， 鼓励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个性化地利用自己的信息设备获取教学资源，实现教学交互，达到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该模式具有用户驱动性、 信息设备多样性和情境整合性等关键特征， 其实质在于转变师生在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中的角色， 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个性化整合[83]。美国中小学推行 BYOD 的基本理念是充分把握 21世纪学习的本质———学生是信息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使学校正确认识“自带设备”对于学生学习与成长的价值，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与环境支持及策略，给予学生充分利用“自带设备 ”的权 利和自由 ，以 培 养 信 息 时 代 数 字 公 民 的素养。因此，我国也需要充分认识移动设备在学校教育环境下应用具有风险的同时，发挥其教育优势，鼓励师生自带设备， 一方面可弥补学校设备落后的困境，另一方面也符合 21 世纪学生学习的本质特点。
3.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建设机制
与国际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 但技术改变教学是从课堂开始、从学校开始、在教师和学生的身上发生的。 因此，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改变“自上而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鼓励分众、自组织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加强关键技术、智能终端的研制，提供便捷、易用的基础设施， 增强教师和学生以及其他成员的用户体验。 例如，在卢森堡，为了得到有关购买信息设备和安装软件的信息， 地方当局 （负责幼儿园和小学水平）和学校社区（初中水平）可以联系 CET 机构[84]。该机构会提供有关基础设备需求方面的建议。 虽然是当地社区提供资金支持学前教育和小学层面的信息技术设备， 而初中的基础设施是由信息技术服务部门、教育部门以及职业培训部门负责。 另外，那些已经准备好了要做学校发展项目的社区学校， 可以提交资金申请。 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四）注重应用效益的评价，以评价促发展
我国对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评价更多的是依据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硬指标”，如生机比、师机比等，对基础设施的应用效益则关注不够，而国际上对基础设施应用效益的评价则一直都比较关注。 2013 年 2 月，欧洲校园网发布了一个对信息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情况调查报告[85]，对信息化基础设施应用的调查发现， 虽然许多教师很熟悉教与学相关的信息技术， 但是他们还是最先考虑用来备课，很少有教师在课上用来支持学生的学习，几乎没有人用来跟学生的家长沟通或者是协调学生在学校和家庭里的学习。 学生们进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活动也是一个月几次的频率， 也很少利用各种数字化资源。 与在学校相比，学生反而更经常在家里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 这一发现佐证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习越来越经常发生在校外，而不是校内，学生们更加喜欢自发的学习。 该调查也指出，教师对使用技术的自信心比技能更加影响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使用，因此，需要对教师进行多样化的信息化培训，如非正式的，混合式培训等，来提高他们使用技术的自
信心。 我国应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在进行基础设施的评价时增加对应用效益的关注， 以评价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焦建利,贾义敏,任改梅.教育信息化的宏观政策与战略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4,32(1):25-32.
[2][12]南国农.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几个理论和实际问题(上)[J].电化教育研究,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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