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包含规范与范例两个基本内涵。晚清以来，基于不同的问题域，中国学者建构了新古典主义、社会文化导向、学术导向、文学实践导向这四大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范式的更迭转换使中国文学理论史呈现出一种断裂特征。过往，学者以现实社会文化的转型解释文学理论史的断裂性。实际上，现实社会文化与学术理论的互动沟通以研究范式为中介。范式概念使文学理论史中不可见的复杂状况得到了澄明。

  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梳理一百多年来的文学理论建构历程是一项复杂艰难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民族主义、文学自律、大众文化……当代学者找到了许多贯穿前后的理论线索。从这些线索出发，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被诠释为了一个有前后因果逻辑的整体。实际上，悬置这种总体性视角，承认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断裂性，更符合真实的情况。总体来看，建构新的理论研究范式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告别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多是在白纸上进行全新的尝试；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是基于不同的问题域，多重研究范式此消彼长的历史。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割裂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连贯性，却正契合了中国本土社会历史的变迁。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割断了中国社会内驱性的自我发展历程，也割裂了中国的文脉传承。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虽有对传统的继承，如南社、国粹派、学衡派、战国策派，更多却是于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借助新的西学理论资源进行新的理论范式建构。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是不同理论范式建构与转换的历史。

  范式以及范式转换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常见概念。因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范式概念被学术界广泛关注。伊安·哈金（Ian Hacking）在给《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做的导读中，指出范式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希腊词语“Paradeigma”演化为了现代英语的“Paradigm”，意谓接近于“Exemplar”，即“一种最好的、最具指导性的例子。”[1]范式引出的是一种本质上区别于演绎的围绕范例建立的类比逻辑。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强调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格的世界”，类比逻辑尤其适合于这种以人为目标的人文社科研究。伊安·哈金还指出了范式概念的尴尬处境，即范式及其伴生的范式转换概念，“当年库恩提出它时，没什么人对之有所耳闻，但很快，它就变成为时尚。”[1]在中国学术界情况也是如此。范式概念很常见。审慎界定，将之看作切入文学理论研究重要范畴的却不多。以范式为中心梳理晚清以来的文学理论建构，首要工作是界定清楚范式概念本身。范式概念具有开放性与模糊性，在使用过程中容易通俗化，内涵发生游移。有中国学者将范式界定为：“哲学研究工作者的认知定势和思维模式。”[2]认为使用范式概念应不拘泥于库恩的界定——库恩本人使用范式概念，也有界定不清的情况。尽管从知识论角度，范式概念本身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到目前为止，不可否认的是，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仍最为合理。针对波普尔、沃特金斯、玛斯特曼等人的批评，1974 年库恩特别写了一篇论文《对范式的再思考》，结合库恩的论述以及范式概念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维特根斯坦的发展历程，去芜存菁，可以发现范式概念具有两个基本的含义：规范与范例。文学理论范式建构一定包含对学术规范的讨论，树立合适的学术规范本身正是文学理论建构的核心目标。当前已有学者意识到了此点，如杜书瀛在《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全书绪论中提出了一个范型概念。在他看来，“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什么是学术范型？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某个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形态。”[3]杜书瀛提出的范型概念，其落脚点就在规范。文学理论的范式建构应该围绕一定的典型范例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类比关系，建构类比逻辑，最终产生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范式概念的希腊词源即体现出了范例的含义。杜书瀛在论文《学术范型的转换——关于百年美学和文论的断想》的英文摘要中，将范型翻译为“Model”，也与范例有一定的关系。姚文放也曾讨论过范式概念，他引用了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序言中的一段话：“‘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  “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归根到底就是范例。库恩看重范式的规范作用，提到“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  但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七年后1969 年），库恩为书籍补写了一个后记，在其中提到：“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这是我现在认为本书中最有新意而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中的核心内容。因此，比起专业基质中的其他成分，我们应当更注重范例的讨论。”[1]157 可见范例也是范式概念的内涵之一。规范是范式建构之后的结果，范例则是范式建构的起点。每一种理论范式均包含一系列的经典理论、文献，它们是规范发挥功用的通道，也是范式转换时新范式挑战旧范式的翘点。一种理论范式是否能够确立并占据主流取决于其解决特定问题的能力。库恩认为：“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队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1]19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观点众多、体系庞杂、线索纷乱，颇难梳理清楚，一方面社会、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动衍生了一系列的现实与理论问题，为理论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不同于具体的理论观点，理论范式作为更基础的范畴，回应的不是个别的学术问题，而是时代文化语境引出的由一系列问题组成的问题域。

   西学东渐是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起点，中西之辩与现代性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又被转换为了古今之争，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是中国学者面对的第一大问题域。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以救亡图存为主调，文学研究自然要服务这一大主题，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等问题引出了第二大问题域。学术研究自有其超越国别、社会、文化的独立价值与内在学脉传承，文学理论的自律以及一系列基于学术史引出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建构面对的第三大问题域。回应文学实践的各种问题，建立文学创作、欣赏、批评的方法与标准，这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第四大问题域。针对不同的问题域，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形成了四大范式。第一种理论范式可称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其先驱有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其思想渊源又可以追溯到曾国藩、康有为的中体西用、儒教本位。之后南社的文学实践、学衡派与战国策派的文化保守主义，都可划为新古典主义的领域。20 世纪上半叶，新古典主义遭到了各家的批评，一度沉寂。20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80 年代之后，伴随文化寻根的潮流，新古典主义再一次兴起，最终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范式，李泽厚、刘纲纪、袁行霈、敏泽、叶朗、徐复观、陈望衡、潘知常、易中天、王振复、周来祥等学者或多或少继承了新古典主义的思路。王国维《人间词话》、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思想史》、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一系列专著则是新古典主义范式的经典范例。20 世纪上半叶的新古典主义文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从宗白华开始，中西学体用二分的界限已经模糊，新古典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开始淡化，更加强调学术视角。将中国古典或者说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现代转换，使之具有现代特征，继续发挥理论与阐释效力，最终成为新古典主义文论家尝试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二种理论范式可称为社会文化导向范式。“文以载道”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重要思想传统。当西方文学理论思想引入中国，自然也被接续到了这个传统之上。将文学活动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之中，对文学进行外部研究，成为了贯穿中国文学理论历史的最为重要的理论范式。而中国的独特历史语境使社会文化范式整体偏向了政治。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文学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开掘文学的经济政治功能。早期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即属于这一范式。“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属于此。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理论的社会文化范式主要表现为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立的政治导向范式，直接回应中国民族独立、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20世纪 50 年代之后这种政治导向范式成为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主流，70 年代的极端形态则完全将文学看作政治运动与斗争的工具，取消了文学的独立价值。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文化研究强势介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欧美学者的一系列专著，如卡西尔《人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又如后现代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成为了主要的参考著作，开始强调将文学放到更大的文化系统之中，以回应时代更迭引出的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第三种理论范式可称为学术导向范式。此种范式偏向于哲学与美学，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基本观点正是认为文学以及更加广义的艺术与审美，存在超越历史与社会的终极本质。在近现代，哲学美学的本质主义思维遭到了普遍反对，科学主义兴起。科学主义实际类似于传统的本质主义，只不过限定更多，技术性与经验性更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学术导向范式起于朱光潜。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都是经典的学术导向专著。纯粹的理论研究以学术传承为基础，看重理论在学科历史中的定位以及与过往理论的对话，自成体系，因此与社会文化主要是间接互动。学术导向的研究范式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兼容性，较容易与其它形态的理论范式融合。20世纪 50 年代苏联文论体系引入中国，正是意识形态话语与科学主义思维融合的结果。苏联教材的逻辑体例如今还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20世纪 90 年代，学术导向范式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合，形成了以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第四种理论范式可称为文学实践导向范式。一范式理论性与体系性较差，核心问题是就现实的文艺创作、接受、批评等实践活动进行理论指导与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为典型的理论文献。后续的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沈从文、钱钟书、胡风等等只要从文学实践出发就文艺展开理论讨论的，其思想理论均可以划归到这一类。文学实践是一项极具主观性的工作，特别在创作与接受两方面，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难取得共识。以文学实践为导向建构理论范式，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将主观的感受转换为客观的理论思想并进一步在学术共同体之中推广传播，取得同行与社会的认同。中国的文学实践导向理论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特别的历史机遇。20 世纪下半叶钱谷融的“文学即人学”思想，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思想是典型的文学实践导向理论，被社会与同行认可，广泛传播是因其具有内在批判功能。从文学实践出发与从政治教条出发形成了对立，在挑战共同问题的过程中，主观化的个人意见在方向上取得了统一。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曾描述了这种状况，即人文科学“乃是一方向（Richtung）上的统一性，而非一存在（Sein）上的统一性。”[4]102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属于共同的群体，并非由于彼此的相同或者相似，“而是 因 为 他 们 一 同 地 参 与 了 一 共 同 的 使 命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例，“讲话”发表于抗战时期，极具调动能力，有效整合了各方面力量加入抗战，抗战正是当时中国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此后围绕“讲话”体系一批的文学理论家与作家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遵循相同的价值标准与提问方式，从范例到范式的过程基本完成。20 世纪 50 年代“讲话”体系作为基础的理论范式，通过政治手段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通行范式。然而“讲话”体系所针对的外部问题却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讲话”体系无法应对新的现实与理论问题，逐渐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研究去政治化潮流中失去了主流地位。但是，在后续理论的建构中实际仍可以潜在地发现“讲话”体系的影子，有意识的否定与无意识的悬置，只不过是不同的回应方式。20 世纪 90 年代陆贵山、陶东风等人提出重构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虽然绕过了“讲话”体系与僵化的文学工具论，底层思维方式却与“讲话”相同，属于相同的理论范式。

  高建平认为：“文学理论的历史，与众多的理论史一样，都有着一个双向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资料的积累，对一现象认识的发展，使新理论的形成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理论会带来对过去资料的重新审视，从而形成对过去资料的新解读、新选择，以及新意义的赋予。”[6]换句话说，文学理论史的内在因果是建构起来而不是天然形成的。不同的文学理论与思想固然可以收入统一的编年史之中，前后的起承转合、承继延续却需要后人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进行阐释与解读。范式正是这种阐释学意义上的理论视角之一。中国文学理论具有断裂性，这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显示为不同文学理论思想此起彼伏的更迭，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粗暴的解决方式是将文学理论直接连于社会文化语境，将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看作文学理论转型的直接动力。通行的文学理论史阶段划分方式，即以重大社会历史事件——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等等为节点的划分方式，足以说明问题。断裂的最终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中国复杂且剧烈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实践变迁。但是，社会文化现实与文学理论并不是直接互动的。两者之间有一个无形的中介，即理论研究范式。社会文化的演进流变不过是提供问题，在对问题的整合与回应中即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再借助一定的学术规范与一系列的理论范例，引导文学理论的建构。本质上，文学理论的断裂是不同理论范式的对抗，并非是分裂的社会历史的直接投影。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看，文学理论在历史现实维度的断裂通过范式概念就被转换为抽象化的理论问题了。作为有效的阐释学工具，范式概念使文学理论史中不可见的复杂状况得到了澄明，使粗暴的理论解读变得细腻且自洽圆融，这即是它的学术价值。另外，库恩也隐含地指出了解决理论断裂的方向与方式。范式建构与转换最终指向的是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学术共同体不仅遵循相同的学术规范，推崇相同的学术范例。更重要地，学术共同体成员具有相同的共通感，如加达默尔所言：“精神科学的研究方式建立在这个共通感概念之上。因为精神科学的对象、人的道德的和历史的存在，正如它们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所表现的，本身就是被共通感所根本规定的。”[7]所谓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体验、民族精神等等非形式化、无法测量与数据化的元素以影响共通感的方式内化进理论范式的建构过程。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论辩与争鸣、对话与交流。断裂与自说自话的文学理论形态是没有未来的。范式以及范式转换概念可以提醒学界关注对话平台的建造，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积极协调融合多元的理论范式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当然，这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在此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