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网络、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协定

  内容提要: 本文从移民网络的角度探讨了区域贸易协定( FTA) 缔结的动因问题，提出并证明了“移民网络促进 FTA 缔结”这一假说，并发现移民网络因素的加入可以将既有FTA 缔结动因相关研究的模型预测准确率提升约 4% ，具有重要的意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移民网络主要通过促进双边贸易流来提升两国 FTA 的签订概率，表现为“移民网络—国际贸易—FTA 缔结”这一核心发生机制。本文拓展性的细化研究还发现，无论从时间趋势或 FTA 缔结数量而言，移民网络对 FTA 缔结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都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 “移民网络—国际贸易—FTA 缔结”机制在“南 － 北”国家对组合中会得到增强，但在“北 － 北”国家对组合中的表现较弱。本文的结论意味着，移民网络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资源，在当前贸易自由化多边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国际秩序和规则面临重塑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和利用“移民红利”，对我国 FTA 战略的推进及世界 FTA 领域“中国范本”的探索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移民网络 国际贸易 区域贸易协定

  从国际贸易经典的特定要素模型开始，要素的跨国流动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尤其是 20 世纪晚期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出现了“移民”、“难民”、“海鸥”、“海归”等一系列跨国流动人群的新现象，其发生动因与潜在影响需要用理论进行解释，因此迫切需要融入“人”的要素及关系来夯实目前的国际经济理论，移民网络① 问题因此成为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已成功揭示移民网络通过“信息机制”与“移民偏好”促进国际贸易( Gould，1994; Rauch ＆ Casella，2002; Rauch ＆ Trindade，2002; Bastos ＆ Silva，2012; 杨汝岱和李艳，2016) ，但对于移民网络潜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却仍有可供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在当前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 free trade agreement，FTA) ②开始快速发展，这对于拥有丰富的海外移民资源的国家而言存在着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为此，本文通过寻求移民网络对两国 FTA 缔结动因的影响，并挖掘移民网络在 FTA 缔结中潜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及解释。本研究不仅能够补充移民网络和 FTA 相关研究结论，而且对促进实施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及解决当前各国所面对目益严峻的贸易与移民政策的冲突问题都可以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区域贸易协定开始持续大量增加，而且这些协定涵盖了“北 － 北”、“南 － 北”、“南 － 南”等发展差异程度较大的国家。上述事实是令人疑惑的，经济理论认为，基于 WTO 的非歧视原则和互惠原则，多边贸易自由化会给各国带来更多的开放利益，这意味着在WTO 框架内，如果成员给予其他成员更大的市场开放，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但事实上，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多边贸易自由化就陷入了停滞。为何目前各国热衷于签订区域与次区域的贸易协定? 从文献来看，缔结区域贸易协定受到了一系列经济和非经济因素驱动的影响: 首先，由于区域贸易协定在本质上具有歧视性特征，会在成员和非成员之间产生巨大的贸易转移效应，因此往往被政府用来追求政治目标的工具。其次，区域贸易协定也可作为各国进行关税改革合作的承诺工具。第三，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与一国国内政治环境和利益集团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第四，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力量也对区域贸易协定起着影响作用。已有代表性文献从“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 个方面尝试解释 FTA 缔 结 的 动 因 ( Krugman，1991; Baier ＆Bergstrand，2004; Baier et al．，2014) 。但现有的经验证据却大多在经典引力模型框架下基于“距离”和“第三方效应”进行解释( Baier ＆ Bergstrand，2004; Chen ＆ Joshi，2010; Baier et al．，2014) ，

并且以往 FTA 研究重视南北国家、大小国、轮轴关系，但这样的关系也只是从国家 GDP、贸易投资关系来测量。目前已有 FTA 缔结动因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乏跨国流动的“人”究竟发挥什么作用这一研究视角。是“人”的作用不重要吗? 已有理论并不能支撑这一判断，由于跨国移民具有卖方与买方的大量市场信息，因此可利用此信息增加市场中卖方和买方匹配的机会( Gould，1994; Rauch ＆Casella，2002) ，同时可以克服贸易中的非正式壁垒及机会主义行为( Weidenbaum ＆ Hughes，1996) ，从而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成本，改善资源配置，网络成员因此可获得相互合作的额外利益，从而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大量实证研究均证实移民网络确实提高了国际贸易发生的概率与流量( Rauch＆ Trindade，2002; Parsons，2012; Bastos ＆ Silva，2012; 杨汝岱和李艳，2016) 。而 FTA 往往发生在“天然”贸易伙伴之间( Krugman，1991) ，双边贸易是 FTA 签订的基础，因此通过国际贸易机制，移民网络也应会对缔结 FTA 起着促进效应。

  从经验事实出发，国际移民与缔结 FTA 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第一，依据图 1 与图 2 可以发现，无论是世界移民存量( 图 1) 还是国家间双边移民存量平均值的发展趋势( 图 2) 都和全球 FTA的发展趋势保持相同的增长态势，而且联合国移民署开始注意并对国际移民数据进行纪录的年份恰好发生在 FTA 开始高速增长的 1990 年，即上述两者迅速发展的始点时间基本一致。第二，基于数据发现，对于缔结了 FTA 的国家对，其双边移民数量要明显大于未缔结 FTA 的两国双边移民数量，而且为避免 FTA 放松自然人流动管制的影响，仅对比了新缔结 FTA 的两国与未缔结 FTA 的两国，新缔结 FTA 两国的平均移民数量同样超出未缔结 FTA 两国近 50% 。在今后相对长时期内，国际移民仍然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现象与发展趋势，在经济实力和规模上将持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与此同时，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并未在多边经贸合作方面产生重要突破，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这使得更为灵活的双边 FTA 协定会成为在未来可能较长时期内一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重要工具。而对当前尚处于国际经贸合作探索阶段的我国而言，已存在的较大规模移民网络资源便有了十分重要的可利用价值，因此，探讨移民网络对 FTA 缔结的影响，对我国进一步参与开拓国际经贸合作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综上，本文期望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 第一，以国际贸易为纽带，对移民网络与 FTA缔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在国际贸易领域不仅拓展了移民网络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而且也在 FTA签订动因中强调出“人”的作用并给出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相信这一研究能够对 FTA 理论形成有益补充。第二，本文的研究在当前特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于发展中大国如何挖掘“移民红利”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实施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缓和当前世界普遍存在的贸易与移民政策的冲突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的“连接关系”( link) 受到了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诸如族群关系( co-ethnic) 、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个人信任关系、日本综合商社( Keiretsu) 及韩国大型贸易公司( Chaebol) 等“连接关系”在现实贸易中广泛存在并发挥出重要作用; 而移民网络作为其中的一种社会网络，被证明能够有效克服贸易合同执行不力、贸易信息不充分等非正式贸易壁垒，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从理论上来看，首先，移民网络可以改善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增加买方和卖方相互寻找与匹配( searching ＆ matching) 的机会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生( Gould，1994) 。Rauch ＆Trindade( 2002) 使用华人移民网络数据后也得到了相似的经验证据。虽然信息与通讯技术( ICT)的快速进步使电子商务、网路搜索引擎及信息分类技术有可能弱化华商网络改善贸易信息不充分的功能，但蒙英华等( 2015) 发现，由于中国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类电子商务工具，ICT 的改善却会起到进一步提升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作用。其次，移民网络可以克服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网络成员因此能够获得相互合作的额外利益，从而产生贸易创造效应。Weidenbaum ＆ Hughes( 1996) 发现，移居海外的华人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很多情况下熟人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甚至不需要第三方证明，但如果在社团内部有一个华商违反了社团协议，那么他将被列入“黑名单”( black list) ，其结果要比直接被诉讼更为严重，因为整个华商网络将不再和他进行交易。同时，Landa( 1999)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位于东南亚的华商所形成的“华人中介商群体”，他们在自身组织结构框架内通过给成员提供以下三类公共产品降低了成员间的交易成本: 第一，形成类似于政府所制订的契约法; 第二，形成非正式信贷网络; 第三，成员灵活的债权债务关系。再次，移居海外的移民往往因文化、生活习惯等原因偏好于使用母国生产的产品，从而促进移民母国向东道国的出口。在《国际移民的经济学手册》中，Felbermayr et al． ( 2015) 详细讨论了移民网络产生的信息成本及偏好效应的不同，并对计量方程设定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本文从移民网络的角度探讨了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的动因问题，提出并证明了“移民网络促进FTA 缔结”这一假说，并发现移民网络因素的加入可以将既有 FTA 缔结动因相关研究的模型预测准确率提升约 4%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移民网络主要通过促进双边贸易流来提升两国 FTA的签订概率，表现为“移民网络—国际贸易—FTA 缔结”这一核心发生机制。本文拓展性的细化研究还发现，移民网络对 FTA 缔结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在时间趋势、FTA 缔结数量方面都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 “移民网络—国际贸易—FTA 缔结”机制在“南 － 北”国家对组合中会得到增强，但在“北 － 北”国家对组合中的表现较弱。上述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对具有大量海外移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如中国、印度、菲律宾等) 存在着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而且在我国特定经济背景下，对指导我国如何挖掘“移民红利”参与国际经济合作、①促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具体来说，首先，历史上“一带一路”是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基本路线。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他们对促进中国与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开展双边经贸合作发挥着天然的桥梁与联系作用，因此，中国应该充分积极发挥这一海外移民网络的优势，鼓励并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次，移民网络会根据其拥有的信息进行成员的甄别，加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会有利于增强海外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与信任关系，而政府可发挥作用增强相关联系纽带，如政府出资举办各种华人文化活动，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因特网传媒传递华人各种信息以加强彼此间信息交流，举办各种华商团体之间的联谊活动等。再次，全球化背景之下，贸易投资边界愈发模糊，新商业模式与营销网络的出现、技术革新对传统华商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沟通方式造成了挑战，而且华商网络已由早期的人际关系网络逐渐向资金网络、贸易网络、技术网络、文化网络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因此发挥移民网络的作用不能仅靠传统中国文化的“五缘关系”，同时也要通过如信息技术( ICT) 、新移民关系团体( 如同学会、兴趣会) 等强化移民网络对贸易的积极作用。最后，外国人移居中国的贸易投资效应也不应忽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外事交流的增多，所面临的国际移民问题越来越多，类型也越来越复杂，包括来到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在国外生活工作的华人华侨基本权利、返乡的侨民、国际难民以及各种非常规移民( 或边民) 都在不断考验我国移民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备性和行政系统高效性。目前而言，我国尚缺乏成体系的移民管理系统，要提升移民管理效率需要首先将移民管理流程化，整合现有行政机构，同时完善经济移民制度，放开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加快研究制定《投资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此外，还需完善有关非常规移民、亲属移民等的移民制度。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