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割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摩擦研究

  本篇论文是一篇国际贸易硕士论文范文，参与低附加值生产的国家想要争取参与高附加值生产，高附加值生产国家则希望通过压榨低附加值生产国家廉价劳动力，获取更多利益。高附加值生产中技术研发不易模仿和超越，而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偏向于基础加工，技术含量不高，低附加值生产国家的可替代性较强，国家间竞争激烈。

 

  第四章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与分析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摩擦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日渐明确且固定化，然而全球价值链分工加速了各生产要素流动，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数量增多，且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需巩固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非发达国家想要提升自身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反控制运动，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由于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国际贸易摩擦数量不断增长，发起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和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也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转移。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受到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式较严峻，在中美贸易对抗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以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利润的同时，如何巧妙地减少或避免国际贸易摩擦是本文研究重点。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着手，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影响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并利用 UNCTAD 数据库和 IMF 中的 WEO 数据库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转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现状分析。本文运用 1998-2017 年 UNCOMTRADE 数据计算 64 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代理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ESI），来观察这 64 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其分工地位历年变化情况；并对 WTO 数据库记载的国际贸易摩擦数据进行系统分析，着重分析了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情况，运用 UCINET6 绘制了国际贸易摩擦社会网络关系图，观察各国国际贸易摩擦伙伴关系情况，并对本文研究的 64 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发起的国际贸易摩擦和遭受到的国际贸易情况是本文关注的重中之重。在动因分析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影响国际贸易关系情况的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和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发达国家控制全球价值链分工高附加值地位，大部分的贸易利润流入发达国家，而非发达国家获得的利益较少，利润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制造业产业随着国际直接投资逐渐流入到非发达国家，使得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问题，以至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掌控能力降低，虽然非发达国家近年来国际经济快速发展，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对于非发达国家中而言，产业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资源优势被压榨利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价值链分工的转移，也给低附加值环节参与国一个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机会。非发达国家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机遇，努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高附加值部分的贸易利益。第二，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普遍较低，但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速度较快。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2008 年之前上升较快，随后增速放缓，近几年有下降趋势，但其出口相似度指数值一直高于 50，相比于其他非发达国家而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有较高地位。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对国际贸易摩擦起正向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升，不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事件的发生。虽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以获得高附加值贸易利润，但处于价值链分工高端地位的国家为了其自身地位的稳固和利润保证以及国内再工业化的实施，会对价值链地位有所提升的国家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第四，一国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总投资之比越高，该国遭受的国际贸易摩擦也越多。本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数额越大，说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一个国家的外包产业也越丰富，贸易转移情况越多。外包产业的增加，会使一国进出口贸易增加。特别是出口额的增长，会使得该国朝贸易顺差方向发展，贸易顺差加大会给世界各国造成该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上升的错觉。出口货物贸易增多，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便与日俱增。第五，贸易开放度、汇率增长率和失业率增长率的上升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摩擦。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额越大，开放程度越高，其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数量越小。开放程度高的国家，获得更多的销售和售后经验后可以减小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汇率增长率升高对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的影响解释力较强，一国汇率增长，出口增多，影响其他进口国家本国企业生产和发展，为国际贸易摩擦提供了契机。第六，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货物贸易开放度和失业率增长率对非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更灵敏，而国际直接投资占比和汇率增长率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影响更灵敏。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本就不高，发达国家为了控制全球价值链，保证自身的高附加值分工地位得到的利益，对于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应激性更高，非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过程中，不仅会受到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牵制，还需要与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非发达国家竞争，因此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解释力高于发达国家；同理，货物贸易开放度升高，由于非发达国家基础较弱，导致非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会高于发达国家，增速过快，会引起非发达国家货物贸易开放度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解释力高于发达国家；非发达国家基础劳动力人口较多，其失业率增长率降低，说明非发达国家有基础劳动力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出口贸易有利；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在非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利润较低，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影响更大；汇率与一国国际购买能力相关，发达国家汇率往往低于非发达国家，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影响力更大。中国现下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中上水平，基础较好，升值空间大，应当发挥自身优势，争取融入到更高端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积极主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以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为主，减少甚至消除国家贸易摩擦为辅。中国应加大教育力度，积极学习国内外高新技术，培养各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不断推进对高层次人才扶持政策的落实方面应做更多努力，人才是管理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全球价值链分工离不开人才培养和技术学习。同样，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应与人才培养同步进行，技术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不仅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更有利于减少国家贸易活动中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数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转移也是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的有利选择。就目前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遭遇的国际贸易摩擦避无可避，除减少我国国际贸易摩擦数所作的努力之外，中国也要在提升国际竞争力和 GVC 分工地位的同时，充分了解造成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必要时采取反制措施。了解国际贸易形势，善于运用 WTO 规则保护我国合法合理权益，增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增加我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