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缓和视角下的中国食品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2.1  概念界定

  粮食通常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食用的植物种子。我国的粮食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广义范围上的粮食概念和狭义范围上的粮食概念。广义范围上的粮食是指谷物和大豆等粮食作物，是对粮食作物的一个统称。而狭义范围上的粮食指的是大米、小麦以及玉米等属于禾本科类别的粮食作物。粮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仅关系到民众生存问题，而且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1994年起，我国的粮食定义主要包含大豆、稻谷（或称大米）、玉米以及小麦等粮食。本文基于我国粮食供需方面的实际情况，而且考虑到在粮食消费结构中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这四类粮食的消费量大约占据了我国粮食消费总量的九成。因此，本文研究的粮食是指玉米、小麦、稻谷和大豆这四种主要粮食。粮食安全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1974年，“粮食安全”这一概念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第一次提出，即“能够确保粮食需求者可以获取足够的粮食”。该定义更加注重的是粮食在供给数量方面的安全，即若要实现粮食安全，则必须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粮食。这一定义尽管缺乏对粮食安全的全面性解释，但是对于完善粮食安全的定义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此后，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粮食市场行情的逐渐变化，联合国粮农组织先后多次补充和完善这一概念。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83年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的定义，即粮食安全应该是“所有粮食需求者在任何时间点都能够买得到且付得起生存所需的粮食”，该新定义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其增添了“付得起”这一关键词。这综合考虑了粮食供给端的产能和消费需求端的购买能力，认为要想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同时满足粮食供给和需求这两端的要求。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又进一步丰富了粮食安全的定义，即“所有民众在任何时间点能买得到且买得起富含营养物质的且数量充足的粮食”。这一定义在原先基础上还考虑了粮食质量和粮食消费偏好等问题。20世纪末期，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冲突更加明显，这表明未来粮食安全的问题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本文研究的粮食安全主要指的是粮食数量方面的安全。因此，本文中的粮食安全是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外粮食市场保障粮食自给率并实现国内粮食产业的平稳、全面及协调发展。

  2.2  关于粮食供给与粮食需求的文献综述

  李光泗（2010）、冯颖（2012）以及 Ehirim（2017）都认为有效灌溉率的提高对粮食生产有促进作用。冯颖（2012）提出化肥对粮食产量的边际效用有递减的趋势。杨艳涛和吴敬学（2014）、朱满德（2015）、王琛和吴敬学（2015）认为农业生产科技投入的加大有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王琛和吴敬学（2015）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面板模型测量玉米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提出加大对生物化学型技术的投入较机械型技术的投入对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影响更显著。钟甫宁（2016）提出对于适合机械化种植且种植结构调整空间小的地区，如果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那么可以通过加大机械要素投入以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供给。在对现代化因素和传统因素的研究中，王国敏和周庆元（2016）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现代化影响因素对农业生产74.82%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生产影响因素10.96%的贡献率，并且提出对现代化因素的改良仍是提高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Wang（2017）基于中国5个省份86个村的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村庄灌溉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保障干旱时期的农业灌溉能力，从而提高粮食的平均产量。从间接生产投入来看，杨艳涛和吴敬学（2014）、朱满德（2015）都提出粮食生产补贴对玉米产出具有正向影响。朱满德（2015）还认为粮食综合性收入补贴不会造成玉米市场的扭曲和效率损失。黄玛兰（2018）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对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ahmanta（2018）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研究玉米产量变动的影响因素，发现种植面积对玉米生产有显著影响，而农村经济机构的资金投入对玉米生产的影响却并不显著。（2）从国内粮食价格角度研究粮食生产，张鹏（2008）在廖永松（2004）设计的 CAPSi M 模型基础上构建农产品价格动态波动的理论模型，分析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因素，从价格因素对粮食、食用油、棉花、食糖和猪肉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农产品价格对供给的影响微弱，而食糖、食用油及粮食的供给量与农产品价格表现出负相关性。杨艳涛和吴敬学（2014）运用 Nerlove 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玉米种植面积对价格反应比较迟钝。Rahji（2013）、马文杰（2009）、Traore（2013）分别研究水稻、小麦和棉花的价格弹性，认为长期价格弹性要大于短期价格弹性。李光泗（2010）运用局部调整模型，分析中国粮食生产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粮食价格对粮食生产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生产资料价格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具有抑制作用。王莉和苏祯（2010）研究也发现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价格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关联度有区域性差异。李光泗（2017）基于 DID 模型和 Nerlove 模型，研究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结果表明小麦的价格支持政策对小麦种植面积有促进作用，从而起到促进小麦增产的效果，但此效果并不显著。李丽和朱璐璐（2018）基于实施过粮食收购政策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农业供给反应模型，研究发现不同种类粮食的生产在收购政策下的反应存在差异，但总体上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粮食生产。Maiadua（2017）运用 Nerlove 模型分析，认为高粱的种植面积对价格缺乏弹性。此外，不同学者对价格影响的大小做了进一步研究。Khan（2018）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水稻供给反应进行研究，发现水稻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大，并且水稻供给的短期价格弹性要小于其长期价格弹性。周洲和石奇（2018）基于玉米、小麦和稻谷主产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型 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发现小麦和稻谷这两种粮食的种植面积对短期价格变动并不敏感，长期来看，其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会增加但仍然缺乏弹性，而玉米的种植面积虽然对短期价格变动缺乏弹性，但对长期价格变动却富有弹性。吕东辉（2019）研究发现水稻种植面积的变化与价格波动关系密切。Svetlana（2018）对小麦供需均衡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小麦采购价格对小麦供给的影响十分显著。在农业短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中，钱文荣和王大哲（2015）运用 Nerlove 模型研究玉米生产供给反应，结果表明短期内玉米单产与种植面积相比更具价格弹性。

  3.2  中国粮食安全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