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相应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其次根据研究结论从基础建设投资、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存量、深化对外开放 5 个方面提出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选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本文在回顾相关金融发展理论、财政激励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从规模、动力、结构三个视角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其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其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 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 157 倍，年均增长率高达 15.46%，2014 年已达 551342 亿元。以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为区域划分标准，中国实体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从实体经济总量来看，沿海地区实体经济总量的均值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 3.18 : 1.49 : 1；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三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在 0.28-0.43 之间波动。从实体经济增长率来看，2008 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 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加速，明显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从区域实体经济空间集聚现象来看，衡量区域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的 Moran I 指数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动趋势，2008 年达最大值 0.353。从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 2008-2010 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V”型变动趋势；样本期间内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 ②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论文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增长结构的影响。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金融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著；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虚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技术创新不足制约产业结构优化。 ③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著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论文分别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增长结构的影响。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著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著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因此，要利用财政金融手段促进实体经济又好又好增长，不仅需要不断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加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二者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 ④促进实体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其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促进机制。金融业态深化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科技金融促进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多元金融保障机制；财政政策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金融财政协调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