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论文：中国建设性新闻的话语和实践研究

  建设性新闻在西方新闻史上早有迹可循，正式概念出现于2008年，由丹麦记者尤瑞克·海格拉普在一篇新闻评论中提出。随后，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和凯伦·麦金泰尔拓展了这一理论。此后，关于建设性新闻的学术探讨和实证研究不断出现。我国学者着力阐述建设性新闻的历史溯源、概念建构、特征以及全球实践，也尝试将西方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之中，甚至提出了“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1］。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本土的“建设性”话语和实践进行梳理，以借“他山之石”，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同时，“建设性”话语在中国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积累，可以为破解目前西方建设性新闻发展困境提供借鉴。我国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之所以并未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一种专门的新闻类型，是因为“建设性”本身就体现在媒体的日常报道理念之中。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新闻工作要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2］。邓小平同志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3］。1989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强调，“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4］。此后，“新闻报道的建设性”“建设性新闻批评”“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就一直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一、新闻批评的建设性

  敢于、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要注意“建设性”。1991年，张剑虹在《新闻爱好者》上发表文章《建设性——新闻批评的出发点》，提倡“把建设意识作为新闻批评的出发点”。其中提到了新闻批评的目的是“促进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并使当事人和旁观者举一反三”，对要批评的问题“应是有选择性的”，要选择那些“群众普遍关注、有普遍教育意义、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5］。可见，把“建设性”作为批评的目的，可以使其有的放矢，避免“为了批评而批评”、单纯寻求轰动性的效果。批评的问题应该是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能够让人们从中获得教育启示，更好地改善个人生活，这与目前西方建设性新闻普遍关注的议题不谋而合。

二、新闻报道的建设性

  2002年，《中国青年报》记者黄勇提出了“建设性”的两个层次：一是直接帮助社会，二是让人们看到更加全面、完整的社会现实［6］。一方面，我国新闻事业自始至终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特别是本土的民生新闻，在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困难方面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报刊的有机运动”理论，只有不断跟进新闻事件，通过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等方式，才能把更全面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黄勇还指出，表扬和批评不是判定新闻报道是否具有建设性的标准，要看其实际效果是否具有建设性［6］。西方学者也强调，建设性新闻不是只报道让人开心的小事而忽视了新闻的监督职能，只要加入积极心理学的技巧和解决方案，负面报道也可以具有建设性。可见，不论中西方语境，“建设性”都有一定的效果取向。此外，“建设性不是所谓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的专利，短平快的动态新闻也可以具有建设性”［6］。建设性新闻由于所需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较高，目前在欧美国家主要以专栏的方式呈现，如何将其化为日常报道，是建设性新闻倡导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概念正式现于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是在党的十三大上。“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舆论监督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提法。”［7］2004年，王英恺发表文章《新闻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立场》，要求从业人员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建设性［8］。此后，关于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刘九洲和陈曦认为，科学、有序、依法构成了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内涵［7］。多位学者和记者指出，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建设性”就是要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疏导民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既能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又能及时发布信息、反馈信息，为公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营造理性的讨论氛围，对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发展，自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互联网的低门槛、接近性、易用性、公开性等特征，增强了公众舆论监督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在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中，自媒体反应迅速，往往能形成强大的合意，促进政府对有关问题的重视及解决。然而，自媒体固有的信息碎片化、把关缺失等特点也造成了舆论监督的非理性、虚假信息泛滥、舆论审判、以权谋私等乱象［9］。因此，在自媒体时代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建设性”，就是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力，借助自媒体的优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激浊扬清，营造良好理性的公共讨论氛围。

四、从“建设性”到“建设者”
  2013年，王小平在《从建设性到建设者——新闻工作者履行职责的新姿态》中指出，“新闻工作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当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姿态自觉担当社会责任”［10］。把新闻的建设性延伸到新闻工作者的建设者角色，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求，体现了科学性和合理性。新闻的建设性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依靠新闻工作者来实现，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带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去关注社会问题，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同样，陈旭钦以2013年浙江余姚的水灾报道为例，要求记者以“建设者”的姿态报道新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11］。可见，在重大灾难报道中运用建设性思维具有重要意义，要求媒体做到及时公开信息，饱含人文关怀，回应受众关切，疏导情绪，合理有效地引导舆论。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面对转型期文化新闻的低俗化倾向，鲁强曾把建设性当作抵制低俗文化的武器。他结合《钱江晚报》的实践，描述了“关注普通人的文化生存、饱含人文关怀和理性主义、沉着冷静叙事风格”的建设性文化新闻新样态［12］，也给当今每天充斥着明星丑闻、娱乐八卦的新闻提了个醒：文化新闻应该扎根现实，贴近百姓生活，用富有同情的目光关注普通人的文化生存。

五、疫情期间的建设性新闻报道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在疫情报道中，越来越多的媒体看到了建设性新闻报道帮助人们重建信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觉把建设性新闻的技巧应用到疫情报道中。通过梳理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报道实践可以发现，“我国大部分主流媒体通过聚焦抗疫一线现实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引导公众参与防疫等公共事务的讨论、利用‘暖新闻’‘善新闻’对公众进行情感动员等方式，团结人民抗击疫情，消除误解，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建设性新闻报道社会治理功能”［13］。

六、结语

  我国新闻的建设性是一种“先天的基因”，由我国媒体的性质决定，而西方建设性新闻与历史上的新闻运动一样，是主流媒体面对受众信任崩塌、用户严重流失的一次自救。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建设性新闻时，要注意以我为主，不要陷入“达尔文主义”。借助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可以改进我国的正面宣传报道，如多关注解决方案、考虑新闻报道的实际效果。另外，西方建设性新闻强调新闻工作者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充当公共对话的调解者，启发我们在智媒时代依然要重视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才能使我国新闻事业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漆亚林 . 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基于中国媒体实践路向的考察［J］. 编辑之友，2020（03）：12-2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 .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 新华出版社，2014：201，222.

［3］ 邓小平 .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人民出版社，1994：272.

［4］ 楼建坤 . 如何建设性地开展新闻舆论监督［J］.中国报业，2019（17）：82-83.

［5］ 张剑虹 . 建设性—新闻批评的出发点［J］. 新闻爱好者，1991（05）：4-5.

［6］ 黄勇 . 体味新闻报道“建设性”［J］. 新闻三昧，2002（11）：47-49.

［7］ 刘九洲，陈曦 . 论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J］. 新闻界，2007（05）：67-68+19.

［8］ 王英恺 . 新闻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立场［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02）：131-132.

［9］ 高晶 . 论自媒体时代新闻舆论监督的建设性［D］.黑龙江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