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黄牛党”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实质分析

  摘要：“黄牛党”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对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对付“黄牛党”，必须先了解其背后隐藏着的经济学实质。“黄牛党”是供给短缺、供给配给、价格歧视、需求旺盛、需求刚性及供求结构性失衡的产物，这些因素构成了“黄牛党”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成因。这些成因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市场的失灵和政府职能部门功能的失位。

  关键词：黄牛党；供给配给；价格歧视；需求刚性

  “黄牛党”是 1920 年代上海人惯用的概念，指一堆抢购物资和票券的人如“黄牛群之骚然”。《现代汉语辞典》中关于“黄牛党”的定义为：持力气或采用不正当手法抢购物资以及车票、门票，然后高价出售从中获利的人①。国外也有“黄牛党”，但其称呼有所不同，如在一些欧洲国家称“白牛党”，在美国则称“票务经济人”（Scalpers）。“黄牛党”现象在中国十分猖獗。2012 年 1 月iPhone 4S 手机在中国内地上市，第一天便遭到“黄牛党”抢购囤积，致使苹果公司暂停在实体店销售iPhone 4S 手机②。欧洲的“白牛党”主要倒卖体育比赛的门票。“黄牛党”在美国有近百年历史，从 1881年《纽约时报》报道的票贩子到现在的票务经济人：早期倒卖低价火车票，现在倒卖演出门票和体育比赛门票（东莱，2012）。欧美国家的“黄牛党”不以提供倒卖火车票等交通工具业务为主，这和运输能力提高及国家政策控制密切相关。但“黄牛党”仍是文体产业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通常理解，“黄牛党”就是票贩子，这些人以各类途径获得一些票证，然后高价卖给需要的人从中牟利[1]。也有不同的看法，王智勇和王曼认为，“黄牛党”是一种倒卖票证和稀缺资源而获利的中介行为和投机行为[2]。总之，“黄牛党”群体利用各种途径占有一些资源，然后高价转卖给急需的人获利。“黄牛党”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黄牛党”是专门搞倒卖、转卖某些资源的人，并以此为生。隐性“黄牛党”指偶尔利用机会买卖一些资源和机会的人，这些人有正常的工作，只是在某些时候才利用此机会赚取外快。如何看待“黄牛党”现象，此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实质，本文尝试对此展开相关探讨。

一、“黄牛党”现象

  “黄牛党”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只要存在利益驱动，就有其活跃的身影。在我国很多行业中都存在“黄牛党”。医疗行业中，医疗行业专家号一号难求，催生了“医疗专家号黄牛党”，反应了产品供给短缺现象。资本品投资行业，该行业供给不足，引起众多投资者争夺有限资本品。礼品消费行业，如回收购物卡、高档礼品和烟酒，同样属于专职“黄牛党”的一种形式。参观和演出行业，大城市尤甚。如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附近倒票的“黄牛党”，这些专职“黄牛党”暗示供给配给的存在。金融行业中的“黄牛党”比较隐蔽，鲜为外界所知，但业内却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也和信贷配给有关。商场消费行业中，商场的促销行为、买赠活动揭示供给价格歧视现象。火车票问题，火车票一票难求是普遍现象，这是刚性需求问题，也是供给不足问题。住房问题中，无论是专职的炒房团，还是兼职的炒房号，都反应了房子的需求刚性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黄牛党”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正视这一现象，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思考藏在“黄牛党”现象之后的经济学实质。

二、“黄牛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实质

  理解与把握“黄牛党”现象之后的经济学实质主要应关注以下方面。

  1.“黄牛党”反映了经济供求关系中的某种供给短缺现象。杨音认为，短缺是一定价格指数下的部分物品短缺或者货币购买力剩余，某些特定情况下表现为供给不能够满足需求或者需求超过供给[3]。迟福林、方栓喜指出，我国进入公共品短缺时代，相对于快速增长的需求，公共品供给短缺[4]。李劲、唐晓林分析了我国医疗短缺、住房短缺和投资渠道短缺的现象[5]，认为投资渠道短缺实际上是资本品供给短缺。除此以外，医疗短缺主要有三个方面：我国医疗资源短缺、医疗保障短缺和农村医疗显著短缺。短缺在医疗行业比较常见，例如炒高专家号、倒卖专家号等事件，这种短缺反应了我国医疗公共服务某些方面的供给不足，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表现尤其明显和普遍。北京、上海各大医院的“黄牛党”屡禁不止，正说明我国医疗高端服务的供给短缺[6]。由于供给不足，需求者才不惜高价求购，也催生了“黄牛党”的存在，“黄牛党”为满足需求者的需求提供便利，从中获取高额利益。资源无法满足需求者的需求，“黄牛党”便成为需求者争夺资源供给的一种途径。如果供给充足，需求者可以方便获取需求的资源，“黄牛党”生存空间将大大压缩，即需求者通过“黄牛党”的资源争夺战将大大减少。因此，可以这样认为：“黄牛党”成为供给短缺条件下需求者争夺资源的推波助澜者。供给短缺成为“黄牛党”存在的第一个实质原因。供给的不足导致供求问题的出现 （如图 1 所示）。由于 Qs 的供给量小于均衡数量 Qe，在此供给量下，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Pd 要远远高于供给者要求的价格 Ps，同时也高于均衡价格 Pe。在不增加供给的情况下，Pd 与 Ps 之间的差额足以让很多趋利者采取行动。供给者在 Ps 价格下采取供给配给、价格歧视来分配有限供给，需求者的旺盛需求和刚性需求在价格 Pd 上显示出来。黄牛党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利用 Ps 和 Pd 之间的差额做文章，获取价差收益。事实上，只要 Pd 高于 Pe，就存在超高利益，“黄牛党”就有生存的利益空间。

  2.“黄牛党”反映出行业的供给配给现象。早在1995 年，就有学者发现数量配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7]。供给配给是在计划经济下的一种政策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供给配给同样存在，主要分布于某些垄断行业和特殊行业。某些产品供给不足、数量有限，面对特定群体销售，便是供给配给。不同群体获得的供给配额不同。据《北京日报》报道，2012 年 4月，中国建设银行向全国 38 家分行下发本年房地产行业信贷调整文件，明文规定“分支机构不得对小企业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此配给是为了调整行业发展而做的良性规划。同时，某些房地产商为了利益和拿到信贷额度，不惜借助“黄牛党”。此类“黄牛党”是隐蔽的、兼职的。专职“黄牛党”一般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附近很多专职“黄牛党”。他们靠倒卖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入场券和门票为生。供给配给下，很多演出只针对特定群体赠票、售票，有机会获得票的人（群体）可能不使该资源、不去看演出；而大多数没有机会获得票的人（群体）希望拥有资源、去看演出。这样，“黄牛党”给拥有票务资源的人（群体）制造了创收机会，同时给没有票务资源的人（群体）提供票源。因此，“黄牛党”在帮助某些遭受供给配给的群体获得供给机会的同时，为自己谋取利益。

  3.“黄牛党”体现了供给者的价格歧视（即差别价格）策略。在改革中的计划经济中，常面对双重价格：较低的补贴价格和较高的市场价格 （王直，1995）。同一种商品，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导致不同层次消费者因身份问题遭受机会损失。面对此情况，处于劣势的消费者出于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目的，谋求新的途径以改变不利现状。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每日都有精彩演出，演出水平不亚于国家大剧院。但是北大的演出票价要比国家大剧院低很多，这是为了惠及北大师生。北大为了保证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规定北大师生凭证件可以购买低价票（10元、20 元），非北大师生者则要购买高价票（40 元到150 元 VIP 价不等）。这是明显的价格歧视，对不同群体规定不同价格。价格歧视催生了某种“黄牛党”。普通观众（非北大师生）为了降低购票费用而求助“黄牛党”购买演出票，这是理性选择。专职“黄牛党”每天聚集于此，靠倒票、赚差价为生。除此以外，北大展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显示了社会地位。某种演出的入场券很稀缺，猎奇心理促使渴望拥有入场券。费尽周折得到稀缺资源后，心理上的成就感、满足感及优越感可以抵补所有的付出。公众对某些资源逐渐狂热，需求极度膨胀，在有限供给下，给“黄牛党”的活动提供可能性。由于某些资源的社会资本性质和公众偏爱某些资源的三大心理导致公众对这些资源的过度需求，而供给配给和短缺致使某些资源严重供不应求。供给不足、需求旺盛导致的供求失衡是“黄牛党”存在的经济学基础。.“黄牛党”盛行的原因归结为供求结构性失衡。孙祊祥认为，供求结构性失衡是供求总量一定下，最终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中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不匹配。他总结出供求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形式：消费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不符合，消费品的供给质量与需求质量不匹配，资本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不相符，资本品的供给质量与需求质量不适应[14]。资本品供给质量和数量都不能够满足公众需求。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不健全，资本品种类过少、价格过高，难以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公众可选择的资本品有股票、国债、保险、基金。这些产品的特点是数量小、回报低。股票市场 80%的投资者在亏钱；国债、量少、且定向发放，少量供普通群体认购；保险投资收益比存款利息还低，基金大多亏钱。其他的投资渠道有限，且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到2010 年，全社会 80 多个行业中只有41 个行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而民间资本在该行业所占比率最高的仅为 13.6%[15]。据方桂荣的研究，中国民间资本已超过 12 万亿元，高于财政部公布的 11 万亿的国有资产总规模[16]。大量民间资本在资本品市场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资本品供给不足，导致民间资本追逐消费品，这从日益高涨的炒房团可以看出端倪。土地的稀缺性及公众对房子的刚性需求使得房子升值很快，这为“黄牛党”炒房号提供了谋利根据。“黄牛党”的推波助澜，房价上涨很快。房子由消费品变成了资本品。除了房子，其他的消费品也在投机商“黄牛党”的炒作下，价格急剧升高，极大偏离价值。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猪你涨”到后来的“向钱葱”等等炒作生活必需消费品的活动中，可以看出投机商“黄牛党”的手段。

  消费品供给质量不符合需求，致使“黄牛党”猖獗。医疗服务中，因为高端医疗服务跟不上，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人满为患、“黄牛党”活跃。需要得到专家诊病服务的患者远远大于这种服务的供给，而专家有限（北京大医院的知名专家不过几十人），难以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供不应求的局面为“黄牛党”倒号提供了条件。在交通领域，低层服务供给不够，不能够满足公众需求，导致火车票（这里指普通火车票）“黄牛党”屡禁不止。公众偏爱坐火车出行，一是安全方便。火车事故概率小，是所有交通工具中事故率较低的一种。且火车站点多，普通的县都有火车站。坐长途汽车要在市里倒车，不方便。二是火车票价格相对其他交通工具低。同样的距离坐火车要比坐汽车节省一半的资金。从西安到洛阳：汽车 100 元左右；火车 50 元左右。理性人一定选择坐火车出行。三是火车旅途长短皆宜，且不受环境限制。火车长途、短途都可以，车厢空间大，乘客可以走动放松；不受天气等环境的制约。而汽车长途比较辛苦，飞机和汽车都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这样，火车成为公众出行的首选。而火车票的需求也就异常旺盛，在节假日则呈刚性状态。孙国梁分析得出我国基础产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供给不足[17]。铁路是交通产业的重要支撑，这个行业也存在不足问题。普通列车的供给不能够满足大众需求。这可以从节假日火车站人山人海的旅客、猖獗忙碌的“黄牛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大力推进高铁建设，对普通列车并未极力推进。2010 年，新开工项目共 12 789.0 亿元，其中，高铁项目 8 974.0亿元，占总投资的 70%还多；2010 年，新建铁路完成投资 5 612.89 亿元，其中，高速铁路项目（含收尾和筹建项目）完成投资 4 415.9 亿元，占路网大中型项目完成投资的 63%；2011 年，基本建设全年共投产新线 2 167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1 421 公里，占全年总投产新线的 66%。④大力发展高铁，目的是增加GDP、拉动经济；除此以外，是加快运输速度、节省时间、体现高效率。但高铁的利用率较低。从西安到洛阳的高铁客车上，即节假日，闲置座位也很多。高票价让工薪阶层惜坐高铁，农民及进城务工人员等低收入阶层更是望而却步。铁道部每年都要解决春运难问题，年年都未解决。关键是基层交通服务供给小。供给扩大，一定能够缓解出行难问题、“黄牛党”也失去倒票的空间。这表明，产品供给过程中，人们急需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不适应需求，如交通、医疗等基本服务供给缺失、不足，导致“黄牛党”有活动的空间。“黄牛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实质主要包括以上八个方面。某些社会和心理因素通过需求影响“黄牛党”的存在，也是经济学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黄牛党”存在的经济学原因。“黄牛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供求问题。供给和需求双方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匹配，供给和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才给“黄牛党”可乘之机。从供给方面来看，供给短缺、供给配给、差别价格影响供给数量和质量；从需求方面来看，需求旺盛、需求刚性影响需求数量和质量。供求双方在市场交换后出现供求结构性失衡，从而最终导致供求失衡。“黄牛党”及其经济学实质可以用图 2 来体现。

三、结语

  “黄牛党”，生活中常见的群体，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正以自身的手段影响着经济生活，涉足利益分配。深究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学方面，是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产物。凯恩斯摈弃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提出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是市场价格无法自动调节产品的供求均衡，资源的配置无法自动达到有效状态。公共选择学派根据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政府失灵论。政府失灵是政府对产品的不当干预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市场秩序混乱，并致使政府形象和政府信誉受损。市场失灵导致市场价格无法调剂某些产品和资源的供求均衡，政府失灵引起某些短缺和过剩、政府政策低效率。正是由于某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黄牛党”才有存在的机会。社会资本的占有，社会地位的提高，成就感和满足感背后的心理因素导致公众对某些资源过度需求；在供给有限条件下，供不应求的局面便由“黄牛党”调剂，“黄牛党”存在的土壤由此滋生。在某些领域，市场价格无法调价供求，政府的调控政策作用有限，“黄牛党”存在便有机可乘。“黄牛党”理性人的特性，决定其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不考虑其他团体和国家利益。“黄牛党”的存在给经济运行带来了不便和损失，使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因此，提出反对“黄牛党”、打击“黄牛党”。只有综合考虑“黄牛党”存在的真实原因，才可以从根本上应对它，减少“黄牛党”的负面影响、降低“黄牛党”的消极作用。

注释：

①详见商务印书馆 2000 年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556 页黄牛的第 2 个解释。

②详见 2012 年 1 月 20 号 《广州日报》东莱写的报道《“黄牛党”，美国也头痛》。

③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 1943 年《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类的五种需求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