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降成本问题探讨

从狭义上讲，农业生产成本

即生产领域的农产品成本，是农产品商品化过程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耗费的货币计量[5]。随着农业生产资料、农村劳动力、土地等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2005 年开始，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计量方式和核算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6]。在成本计量方式方面，传统农业生产成本是以能够在账面上直接体现实际支出的会计成本或显性成本计量，而目前农业生产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又包括难以在账目直接体现的隐形成本，以机会成本计量。在成本核算体系方面，一是将土地租金和自营折租纳入成本核算体系，增设“土地成本”指标。二是对人工成本进行分解，细化为“雇工费用”和“家庭用工折价”两个指标。三是将过去“物质费用”指标改为“物质与服务费用”，增设“技术服务费”“租赁作业费”“修理维护费”等项指标。综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以及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可比性，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核算体系[7]（见表 1）。种植业农业生产成本主要由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费用和土地成本三部分构成。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又包括种子费、化肥费、技术服务费等直接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等间接费用；人工费用包括家庭用工折旧和雇工费用；土地成本包括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两部分。

（二）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动特征

1. 农 产 品 生 产 成 本 加 速 上升，而成本收益率逐年下降。综合考察三大粮食作物（水稻麦和玉米）、大豆、蔬菜等 6 类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情况，从整体 上 看，2011—2016 年， 主 要农 产 品 总 成 本 呈 加 速 上 涨 态 势

（见表 2）。三大粮食作物、大豆、两种典型油料作物（花生和油菜籽）、棉花、糖料和蔬菜年均 增 速 分 别 达 6.69%、6.78%、8.59%、7.9%、6.69%、11.28%。尽 管 主 要 农 产 品 净 收 益 涨 跌 不一，但总体成本收益率呈明显的下 降 态 势， 三 大 粮 食 作 物、 大豆、两种典型油料作物、棉花、糖料和蔬菜每年平均降幅分别达174.63%、204.39%、155.74%、210.52%、15.77%、14.26%。 从收益统计情况看，糖料和蔬菜下降幅度较小，分别下降 10.14%、4.59%；粮食、大豆、油料作物、棉花下降幅度分别达 179.63%、211.46%、160.53%、219.25%。从成本统计情况看，蔬菜和两种典 型 油 料 作 物 年 均 增 长 幅 度 最大，分别为 11.28% 和 8.59%，其次依次为棉花、大豆、粮食和糖料，分别为 7.90%、6.78%、6.69%、6.69%。

2. 人工、土地成本引领农产品成本上升。从主要农产品成本结构看，2011—2016 年，人工成本占比最高，三大粮食作物中人工成年均 40.10%、两种油料作物（52.92%）、 棉 花（60.01%）、糖料（51.93%）、蔬菜（55.55%），大豆人工成本低于土地成本，但也高达 31.20%。2011 年以来，各项成本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以三大粮食作物为例，2011—2016年 底， 以 上 各 项 成 本 平 均 每 年增 幅 为 6.69%、5.51%、0.10%、4.74%、5.49%、9.31%、8.22%402021 年第 1 期特    稿三农问题土地成本比重近年来上升较快，部分地区占比高达农产品成本的一半，2017—2018 年相关课题组对我国东中西部 10 个县市区种粮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大样本调研发现①，土地成本在粮食生产总成本中的平均比重达到 39.72%，河南永城市和黑龙江肇东市甚至超 过 了 一 半， 分 别 达 60.22% 和53.38%。

二、农业生产成本变动的理论逻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流转土地、农村劳动力、机械作业服务等生产要素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它们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是由要素市场供求以及对要素市场供求的外部冲击所决定的[8]。 在不同时间跨度上，受生产技术特征、规模调整能力等影响，短期和长期农业生产成本各具不同特征，短期农业生产成本主要由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长期农业生产成本主要由长期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也称内在经济和内在不经济）以及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的变动规律所决定[9]。简言之，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动，短期看，主要受土地、劳动力、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价格影响，长期看，主要受规模经济或长期边际报酬、技术革新等影响。首先，以要素市场供求原理考察短期农业生产成本变动机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经济参与者相互之间联系和传递经济信息的机制，价格机制能够使经济资源 得 到 有 效 配 置。 任 何 商 品 供给方和需求方经济行为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市场的均衡价格。已有研究均表明，短时期内，土地、农村劳动力、生产资料等供给方对价格的反应相比需求方均较为滞后，要素供求价格弹性在短时期内均表现出一致的规律，即要素需求价格弹性较大，而供给价格弹性较 小[10][11]。其次，在确定要素供求价格弹性基础上，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考察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购入者收入状况、替代品价格等外生变量对供求曲线的影响，换言之，即外生变量对农业生产成本水平变动的影响。当一种要素或商品价格保持不变时，其需求和供给数量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12]。具体而言，除自身价格外，影响要素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需求行为的影响、购入者的经营收入状况、替代品的价格、购入者行为偏好、购入者的价格预期等。影响供给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供给行为的影响、成本变化、替代品的价格、供给者的价格预期等[13]。再次，在外部冲击对要素需求的促进作用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包括供给不变的情况），或者说在要素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一味扩大需求，则生产成本的变动幅度要大于要素供求数量的变动幅度；反之，在外部冲击对要素供给的促进作用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包括需求不变的情况），或者说，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扩大供给，则生产成本的变动幅度要小于供求数量的变动幅度。从长期看，农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决定了长期平均农业生产成本曲线呈先降后升的 U 形特征。长期平均成本除受规模经济影响外，还受技术革新、整个行业发展、学习效应②等外界环境影响，表现为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从长期维度考虑，选择农业降成本实现路径应注重从生产规模、技术创新、农民素质提升等方面考虑。

三、引起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直接原因

上述理论逻辑阐明了引发农业生产成本变动的因素维度和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和调研情况追根溯源，可重点分析新形势下降低规模经营主体农业生产成本的现实障碍和阻力。
（一）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

缺严重制约劳动的有效供给农村劳动力市场供求严重失衡，是造成农业劳动成本明显上升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及知识技能型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在乡”农民出现数量匮乏、老龄化、妇女化等明显特征，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致使农业人工成本上升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劳动力供求市场反映的普遍事实。对四川温江区、广西田东县、田阳县、重庆荣昌区、江津区等12 个地区跟踪调研发现，“在乡”纯务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已不足 20%，且以 50 岁以上的妇特    稿三农问题女为主。此外，随着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融合，调研地区规模经营主体雇工的平均日工资上涨迅速，从 2014 年平均日工资 90.1元涨到了当前的 116.3 元，涨幅近 30%。在部分地区农忙季节，即便以高于正常价格的日工资也面临“雇工难”的问题。

（二）行政干预扭曲了农地流转市场供求关系

行政干预推进农地流转，即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一味刺激扩大需求，必然会扭曲农地流转市场供求关系，引起土地成本的加速上升。调查发现，不少地方为大规模推进农地流转，乡村干部“主动出击”，一方面，说服教育承包户转出土地；另一方面，动员大 户、 企 业 转 入 土 地 并 予 以 补贴，导致出现规模化农地流转租金远高于农户自发流转地租水平和承包户自营土地盈利水平的现 象。究其根源，在于行政干预下的土地流转市场，形成了地租“少数人要价决定”机制，“棘轮效应”明显。一是行政干预“虚高”了流转土地需求，抬高了转出者的市场谈判地位。二是整建制土地流转中，总会有部分转出者以“不愿转出”为由，以基本未扣除“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农地“自营收益”为基础价格，以当地发展高效农业“租地价”为目标价格进行要价。三是少部分“不愿转出”者与基层组织和农地转入者“博弈”下形成的地租价格，使多数人“搭便车”，提升了整村连片流转的土地价格。一方面，使转出者未扣除的“劳动和土地成本”显性化，成为转入者实实在在的土地成本（事实上隐含着部分“劳动”成本）；另一方面，规模化农地经营者还要按照城乡间的劳动力市场价格，投入一些雇佣劳动，使其农产品生产分摊了“双重劳动成本”。这是农地规模经营者“劳动投工”减少、“劳动成本”上升的重要 原因。

（三）分散细碎的农地经营格局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农村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农地产权制度，使我国成为土地分散细碎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4]。对上述 12 个地区的调研显示，样本地区平均每户拥有地块达 4.6 块，四川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 7.2 块。分散细碎的农地经营格局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田埂太多造成的农地、水资源利用的浪费，劳动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难等问题，导致土地产出效率低下。尽管小型农机、人力农具等能够适应当前农地细碎化格局，但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对新技术的要求。据有关调查资料，细碎化造成的农地资源浪费达 3% ～ 10%，同时，造成每吨粮食生产中的劳动成本增加 115 元。

毫无疑问，规模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但不改善细碎化程度、考虑适度经营规模，仅靠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不一定能实现规模经济。

（四）农地耕作过度依赖物质要素累积式投入的外延型粗放经营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标志，是物质要素投入累积式的外延型“粗放经营”；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标志，则是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式的内涵型“集约经 营”。在 调 研 中 发 现， 不 少 地 方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过程中，往往一味在如何增加农地、机械、化 肥 农 药 等 物 质 要 素 投 入 以 及如 何 提 高 农 地 经 营 规 模 上 下 功夫，容易陷入粗放经营怪圈。如在机械投入方面，多个地区出现规 模 经 营 主 体 和 基 层 干 部 偏 好“ 超 大 机 械 作 业、 超 大 规 模 经营”现象，在形成连片规模前购置大型农机，而为了确保实现能适应大型农机的连片规模，无形中便又形成了地租“少数人要价决定”机制。在化肥投入方面，据 有 关 统 计， 我 国 主 要 农 作 物亩均化肥投入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6 倍， 而 且 有 继 续 增 加 的趋势；我国目前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有效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分别为 35.2% 和 36.6%，而欧美发达国 家 化 肥 的 有 效 利 用 率 则 高 达55% ～ 65%， 农 药 利 用 率 50% ～ 60%。事实上，一些地方过分追求大规模农业尤其是大规模农地经营的做法，正是没有摆脱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突出表现。调研发现，即使由于粮价下跌造成规模经营主体经营收入明显下降，仍有超过 39.6% 的规模经营主体希望继续扩大规模，甚至部分经营主体的目标是希望扩大至 5000 亩以 上。此外，农作物单产效率低下同样变相地增加了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这主要与我国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现代育种水平不高等因素有关。

四、对策建议

（一）扶持引导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提升规模经济水平为引导规模经营稳健发展，应依据劳动力转移、机械化水平、自然经济条件、市场风险等因素，研究确定土地规模经营的适宜标准，并建立健全农业规模经营的认定管理办法。一是通过财政撬动金融、信贷支持、利息补贴等，大力扶持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发展。二是将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作为政策性保险支持的重点，针对规模经营主体租地成本、市场风险等设计补偿保险产品。三是支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防范经营风险、降低生产成本、连片开展土地整治等，以降低生产性建设用地和仓储设施建设等成本。

（二）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降低要素和资源性成本一是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专业化分工分业。按照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原则，充分遵循市场规律，主要通过加强培训指导、信息服务、金融支持、法律规范等方式，大力培育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服务合作社、专业服务队等各类经营性服务组织，以规模化、专业化的“大服务”，为各类主体提供部分环节或全环节服务，带动农户开展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提 升 资 源 利 用 率 和 劳 动 产 出率。二 是 引 导 发 展 土 地 股 份 合作、生产托管、联耕联种等经营方式。通过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一年一付等措施，降低市场价格风险，控制租地成 本。

（三）提高科技及适用性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动力。一 是 继 续 加 大 财 政 农 业 科技创新投入。优化农业科技创新环 境， 实 施“ 重 点 农 业 科 技 创新行动计划”，打造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农业技术供给 体系。二是加强种业建设，强化企业育种创新主体地位。实施“现代种业建设行动计划”，以创新为引领，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集团。三是大幅提升农机具装备水平。重点提高农机具供给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根据地域差异、产业特点、经营规模等，推广与之相适应的农机具，提高精耕细作水平，以应对人多地少、分散细碎的资源禀赋特征。同时，着力推进平原地区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提升耕种收各环节机械化质量水平。四 是 大 力 推 广 一 批 集“ 水肥一体化、精量播种、保护性耕作、深耕深松、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集成、功能复合的技术措 施。

（四）优化政策引导，避免农地成本抬升一是完善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有关支持引导政策。财政性项目资金，重点支持符合当地适度规模标准、以家庭为核算单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开展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作物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二是优化政策支持方式和环节，避免与土地流转行为直接挂钩。除了地块互换、连片置换流转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一次性奖励、补偿外，避免给予可以直接转化为收益的现金补贴或奖励，防止发生“补贴或奖励转化为地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