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叙事干预视角的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

  叙事是人类记录文明的一种方式。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文体，蕴含着历朝历代、千千万万创作者的人生理想和情感寄托，有宇宙人生的智慧、治世经国的理念、建功立业的抱负、可歌可泣的爱情以及复杂莫测的人性秘密等等，研究小说的演变特点、发展轨迹以及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传播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清末民初的小说转型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和发生学问题，偏离了正常演变轨迹的中国小说叙事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成为十分复杂的文学现象，具有了“烛照社会”的镜子功能。影响清末民初小说的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时代风景，小说创作主体面临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在创作过程中无法回避“崇高义理”的道德绑架，其伦理价值和主观倾向受到了深刻影响。因此，小说形式特征不仅有工具意义，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小说形式之变昭示着文化文学之变。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在“叙事干预”视角下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研究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交流模式、叙述者评论以及译者干预这五个方面的文本特征，分析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的背景、路径和特点，弥补在社会学、文艺学以及发生学等基础上研究的不足之处，重视读者反应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突出社会环境和政治话语等文本外因素对叙述者叙述权力带来的影响，分析叙述者主体意识变化的规律，研究这一时期小说文本的形式特征和运行机制。本文在“叙事干预”视角下研究聚焦叙述者的主体意识，重视叙述者与故事人物、文本的关系，研究发现突出了叙述者叙述权力的“限制”和“张扬”这两个关键词所蕴含的叙事特征，更凸显了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中国叙事文学源远流长，小说这种叙事文类更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中国小说有自己的叙事传统和叙事密码，但是迄今为止叙事理论研究还没有像西方叙事学那样学派林立、体系庞大缜密、概念术语车载斗量。与“根深叶茂”的西方叙事理论相比，中国叙事学的学科建设尚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中国是一个叙事大国，叙事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论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等方面都在积极与西方叙事理论进行对话，并且在逐渐建构自己的叙事诗学。当前，叙事学研究的跨界性越来越明显，叙事学的跨学科、跨文类、跨国界的特点更加突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学的转向表明了从“叙事诗学”到“叙事语用”的转型，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对科学、理性的叙事学理论的一种“物理学钦羡”，转而将形式研究与文化因素相结合。叙事学不应该只是西方的“叙事学”，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也不应该只是套用西方的理论工具、以今人的眼光和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出现“食古不化”或者“水土不服”的弊端。在中国传统文学背景下构建自己的叙事诗学才是当代中国叙事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