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视角下《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研究

  本文是一篇汉语言文学硕士论文，司马迁认为应该为有功名的历史人物立传，而不是着眼于传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唐代路随便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一立传标准，《唐会要》卷六四云：“凡功名不足以垂后世，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路随也强调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应该考虑的是人物的功名，而不是其官位的高低与贫富的差别。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对象 

  《史记》这部鸿篇巨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历来为人所称道。在本纪、世家、列传组成的一百一十二篇历史人物传记中，司马迁改变了先秦以来历史著作的叙事传统，第一次把写人放在中心地位，借人以明史；同时又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基础上，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开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先河，在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何为传记文学？胡适早在“五四”前后就提出了“传记文学”这个概念，并且认为：“传记文学是以传记为领域的一种文学，任何与传记有关的文字资料都是传记文学的作品。”①《新大英百科全书》（1980 年，三十卷增订版［芝加哥·伦敦］）“传记文学”条目中说：“虽然传记在搜集事实，对真实负责方面与历史有关，但它实际上是文学的一个部门。它试图通过选材、构思，从事实当中得出生活形象，在给定的材料范围内，传记作者努力把素材加工成闪光的东西，如果他捏造或隐瞒材料来制造这一效果，那么他在真实性方面就是失败的；如果他仅满足于列举事实，那么他在艺术方面就是失败的。既要真实可靠，又要求富有想象的安排材料，以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这是传记的一组矛盾。”②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一书还提出了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认为传记文学“一是以历史或现实人物，以作者自己或他人作为描写对象，所记人物和事件都应有历史的真实性；二是以传主为中心，描述传主的一生或相对完整的一段生活历程，着意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三是传记文学既是一种文学样式，应具有文学的艺术性。”③ 而《史记》作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开端与典范，对于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评价当之无愧，是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因此，笔者以《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史记》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开端，同时也是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广阔天地。”①《史记研究集成·史记通论》中也说：“《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应该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刻画了典型形象的传记文学。”②的确，《史记》在其传记文学成就上达到了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2.1 《史记》人物传记的真实性 

  司马迁是一位称职的史官，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③赞扬司马迁写史坚持了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的确，司马迁充分继承和发扬了史官直笔的优良传统，确保了《史记》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对此，吴汝煜在《史记论稿》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写了真人真事，并且忠实于真人真事。”④ 一部《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二万余字，记录了皇帝、诸侯、将相、游侠、刺客、医生、商贾、卜者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不管是谁，在司马迁的笔下都展现出其真实、丰富的性格特点，成为一个个具有“人味”的历史人物。 对于汉高祖刘邦，司马迁能做到去忌讳，在肯定刘邦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敢于揭露他流氓无赖、好酒好色的一面，以及建立汉王朝之后对彭越等功臣的残害。 《李斯列传》中既写了李斯对秦一统天下所做的努力，也刻画出他极重名利、自私贪婪的一面。 为人仁慈谦让、不敢因为自己的地位高贵就对士人傲慢无礼的魏公子信陵君是司马迁无比敬仰的人物，但在司马迁笔下，信陵君也是有缺点的。《魏公子列传》中说，赵孝成王因感激信陵君假传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从而保全了赵国，于是和平原君商议，想要封给信陵君五座城池，“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⑤；在《范睢蔡泽列传》中，司马迁也毫不避讳地写了有损于魏公子形象的事：虞卿与魏齐想要依靠信陵君逃到楚国去，但信陵君因畏惧秦国，犹豫不决，不肯接见，并且问道：“虞卿何如人也？”①
2.2 《史记》人物传记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