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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视角下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研究

时间:2020-08-14 14:30 | 栏目:汉语言文学 | 浏览:

硕士论文网第2020-08-14期,本期硕士论文写作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一篇汉语言文学文章《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视角下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研究》,供大家在写论文时进行参考。
    本文是一篇汉语言文学硕士论文,严歌苓通过这被符号化的意象来揭示在西方目光注视下弱势东方的文化身份,但是严歌苓并不是要在此强化这种负面形象,而是对此进行了解构,当阿贤亲眼目睹玛丽对中国果商的拒绝,并遇到中国女人银好时,他开始反思“四十年的上等生活使他错过了什么”,于是他当众顶撞玛丽,不再恭顺地为她服务,憎恶成为人们相片里的固定景物,并把那根古典的辫子齐根剪去了,他放弃了玛丽留给他的百分之六十的产业,决定去找银好,更重要的是去寻找他失落的身份。《扶桑》中的大勇也有一根辫子,但这根辫子在白人眼中却显得“如此凶险和英武”,“这是全城顶著名的一根辫子,散开是匹锻子,编起来是条蟒蛇。长在他脖后和上半个背脊的头发比他头上的那些更黑更瘆人,如同不见天日的荒凉沃草”,大勇的野性、凶猛一改温顺、孱弱的中国人形象,他在洋人的地盘赌马舞弊、操纵罢工、倒卖人口、寻欢作乐,辫子成了大勇的象征,只要看到这根辫子,不管华人还是白人都不得不忌惮,严歌苓赋予这根辫子的正是东方男性的勇猛、高大的文化形象,以此来颠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构建东方男性的文化身份。严歌苓在小说中,消解了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对华裔男性的刻板式形象,打破了西方世界“东方主义”的幻梦,在恢复华裔男性主体性和男性属性的同时,也完成了整个东方族裔的建构。严歌苓就在这种审视和观照的目光中生成平等、和谐的文化观,完成自我身份建构。 

绪  论 

  20 世纪 70 年代,身为部队舞蹈演员的严歌苓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978 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80 年,严歌苓创作的剧本《心弦》发表,后来被拍摄成影片,后来,严歌苓陆续创作了大量的电影剧本,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剧本并没有被拍成影片,但严歌苓的创作才华已经开始展露。有了以上这些文学创作的积淀,严歌苓开始创作小说,陆续发表了《葱》、《血缘》、《绿血》、《雌性的草地》等一系列小说,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和创作特色。 90 年代初,严歌苓赴美国攻读英文写作硕士学位并定居美国,后跟随丈夫旅居南非,在此期间,她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并坚持用中文写作来表现移民生活的尴尬和艰难处境,先后写出了《少女小渔》、《风筝歌》、《花儿与少年》、《无出路咖啡馆》等优秀作品。严歌苓用自己在中西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独特视点书写在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边缘人生,并以跨文化视角回望与审视故国,从而在多元文化形态下形成平等、和谐的文化观。 
严歌苓小说
第一节  本选题的相关界定 
  一直以来,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的学科边界问题都在争议,许多问题无法定论,严歌苓被认为是海外作家的领军人物,研究她自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1979 年曾敏之先生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在《花城》创刊号上的刊登以及同年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当代》杂志上的发表被认为是华文文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华文文学自此作为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存在开始发展起来,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形成了多个研究机构,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界定也就显得有必要和迫切起来。学术界关于此论题也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饶芃子、费勇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词语组合“透露了某种不寻常的关系。‘海外’指地域上的本土以外,‘华文’指的汉语,‘文学’指的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共通形式之一”①;何与怀认为“凡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华文文学……用‘华文’这个词时,则强调种族文化背景”①,也指出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华人文学存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于华文文学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刘登翰、刘小新就提出:“华文文学是一个语种文学的概念……涵括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今天这个概念的外延则泛指包括诸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管你是居住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还是居住在中国本土以外并加入了所在地国籍的非中国人,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的子裔,你就是华人”②;陈贤茂在谈到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指出:“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华文文学世界存在着多个文学中心……同一语种的文学在不同的时空中有可能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本族与他族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因而产生新的文化质素,使文学的文化内涵有可能产生新的质变”③。 于是,梁丽芳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的范围应该扩大为海 外华人文学……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妨容许和利用混淆性(hybirdiyt)  的概念,来重新绘画海外华人文学,把华人文学的范围扩大,使华人文学更丰富、更多样化、更多姿多彩和更有活力……将华文文学扩展为华人文学,是从中华文化的根的共同文学性质来考虑”④;古远清在文章中也表示了相似的观点,但他反对那些主张“放弃”或“取代”某一学科的观点,认为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互相竞争。 从华文文学转向华人文学,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十分值得关注的趋向,我们在肯定这种趋向为学术研究开启了新鲜视角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二者在学科内涵上存在的较大差异是不能被忽视或轻易跨越的,所以本文仍然采用海外华文文学说法,并把严歌苓置于整个北美华文文学的视域下进行探析。 
第二节  与选题有关的国内研究综述 
  纵观评论界对于严歌苓的研究,研究方面多样,研究手法灵活,下面对研究状况做一个概述:
  严歌苓在小说中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从女兵、女知青到海外女移民等等,无一不体现出作家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深入思考和观照,通过揭示女性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彰显了独特的女性情感价值观念,具有很深的意蕴。学界不乏对严歌苓小说中女性世界进行理论观照和整体解读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叶维芳《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来看严歌苓的女性言说》(《文学界(理论版)》,2010 年第 11 期)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言说,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理论视点把握其中的本质内涵,深刻解读了小说中女性对于理想爱情存在的怀疑、欲望的压抑、错位心理生成等种种隐秘情感。刘云《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女性个体书写——论严歌苓小说中几位女性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6 期)用儒家和基督教的思想文化内涵分析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个体书写,小说中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美好人性是儒家和基督教两种文化交融影响的作用:既有中国女性传统的温柔、顺从、忍耐;又有基督式的牺牲、宽恕和博爱精神。文中认为严歌苓塑造人物所采用的两种文化互补交融的思维方式,对于当代文化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 
  除了上述对于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研究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是针对严歌苓女性书写背后的深层次意蕴的研究,比如吕洁《女性写作的另一种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以严歌苓小说文本为基础,结合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阐释,探寻严歌苓女性写作的独特价值。王君《论严歌苓小说的女性生命创伤主题》(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以生命创伤主题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创伤经验与记忆、创伤与生存、创伤与承受等来解读严歌苓赋予女性生存状态的全新意义。 

第一章 文化碰撞中的写作意识和心态 

  1989 年,严歌苓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深造。初到美国,为生活所迫,她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姆、模特等等,为了省钱,她租住建筑于四十年代的公寓楼、去分布在贫民区的食品减价商场购物。严歌苓曾说过:“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痛’多于‘快’的”①。因为“你在故国的社会地位不算数了,你的社会经验积累也不算数了。你甚至不是成熟的,你要从最幼稚的语言表达开始,要从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学起……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新移民要在几个月内完成正常人十来年的成长,每分钟都有可能经历惊吓、羞窘、颓丧或欣喜若狂”②  ,除了这些生存压力之外,来自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更让严歌苓不自觉地产生不被接纳的困惑,与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不同,严歌苓是年近三十才旅居美国,多年在中国的生活让她受到深厚中华文化的濡染,而美国的学习和移民经历让以传统文化为写作资源的严歌苓深受触动,中西不同文化的碰撞冲击又给她的思想观念来了一次“大洗牌”,文化的错位和少数族裔的身份,使她一下从“主流”变为了“边缘”,产生了身份的焦虑。 
第一节  “他者”文化语境下的写作意识 
  “他者”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已经深入到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并且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含义被运用到批评话语中,本文中的“他者”仅从其“异质性”的含义来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和“本土”相对照,特别是经常被刻板化地成为西方对东方排斥的象征,正如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写:“所谓‘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作为一个特殊存在的实体,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政治上与西方相对而存在,而在这种关系中,东方始终处于被支配被遮蔽的边缘状态,西方世界通过设置这样一个从属的具有差异性的“他者”形象来划定文化边界归属,并且从“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①,所以当来自东方的移民置身于西方居留国时,不自觉地就会进入一种二元对立状态,“移民身份本身的属性就决定了他们无论是从现实经历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相对于居住国文化来说都有一种异质性。这种由东方移民身份而导致的文化上的‘异质性’,  本身处于一种‘他者’的地位”②;另一方面,“他者”又是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地位特征,“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③,男性和女性之间总是存在着主客体关系,女性必须根据男性而非自身来确定自我,这使得在深层次文化根源上,女性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女人……在历史可追溯的年代,她们就一直从属于男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一个事件或者一次变化的结果,这不是应运而至的。部分是因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出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所以他性就像一种绝对”④。 特殊的身份使得严歌苓客观上具有了“他者”地位,作为移民美国的华文女作家,她自然更为关注海外女性移民群体,通过全方位展示和书写女性移民生活情感经历,彰显独特的女性情感价值观念,在被异域主流文化和男性双重边缘化后,作为新移民的女性相对于国内女性,境遇更加复杂而窘迫。《少女小渔》中的小渔追随出国留学的男友江伟来到悉尼,由于没有正式合法的居留权,小渔不得不在唐人街当非法劳工,江伟也是用学生身份半工半读,二人为了生存终日奔波劳碌,为了摆脱窘迫的状态,获得合法身份,小渔和一个年近七十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在这场假婚姻骗局中,小渔作为最大的受害者,却没有人顾忌过她的感受,她只能一直默默地在寄人篱下、忍辱负重的状态下生活着,承受着弱势文化处境中的龃龉与屈辱。 
第二节 文化差异下的创作心态 
  严歌苓把移民形容成是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④,这痛苦包括着在异域漂泊的不适感和生存上会遇到的窘迫状况,小说《方月饼》中孤独漂泊在异乡的“我”为了在中秋节买那早已异化为方形的月饼花费了大半薪水,但是友人的临时爽约使得思亲情切的“我”只能在夜深人寂时分独自欣赏异国天空上像一枚阿斯匹林大药片的月亮。《失眠人的艳遇》中的“我”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每日痛苦地挣扎着,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①,这一切只是因为太孤独了,当在她碾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就会固执地寻找附近楼上有灯光的窗户背后的另一个失眠者,因为“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不泯的窗对称另一个不泯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②。 除了移居异乡的飘零之感和生存上的艰难之外,最为痛苦的是移民在面对巨大文化差异下的精神困境和心灵上的错位。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国度,移民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身的物质生存状况,但是文化的重塑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处于文化夹缝的尴尬境地。“家乡、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了这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新移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既是他们的财富,又是他们难以卸下的因袭重负。他们一时还难以从原先所浸染的文化世界里走出来的,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难以真正适应的思想行为……新移民们就这样带着伤痛在不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的两难境地中苦苦挣扎”③,在文化差异带来的重重问题中,移民最先感受到的是语言差异造成的困惑,失语引起的碰撞、冲突更是加剧了身份遮蔽的焦虑失落心境,严歌苓的短篇小说《簪花女与卖酒郎》和《栗色头发》就是这种语言困惑的表达,表达和交流的难题也会造成心灵的苦楚。《簪花女与卖酒郎》里的齐颂是从山东来美国的中国女孩,由于父母双亡,她被姨妈收养。齐颂在遇到英文提问时,一般回答两次“是”,一次“不”,当西班牙小伙卡罗斯和她搭讪时,她只能根据对方的语气和表情猜测,导致答非所问,卡斯罗却误以为这是齐颂在故意撒娇,并对这个美丽的姑娘产生了好感,可是这爱情的火花因为齐颂姨妈的到来而匆匆熄灭,临别时卡罗斯对齐颂说的深情的话,她一句也没有听懂,姨妈的歪曲翻译让齐颂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错失爱情,被卖给一个六十岁的聋哑人。由于交流和沟通的障碍,使得一段美好感情落空,双方都陷入遗憾之中。

第二章  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边缘”书写

第一节  底层移民现实重压下的生存困境
第二节  “失语”与“失根”下的痛苦迷失
第三节  生存空间中的孤独  、归属焦虑

第三章  跨文化视域下对故国的回望与反思

第一节  多元文化视域的生成
第二节  历史透视中的家园批判
第三节  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与守望 

第四章   重构身份的艺术策略

第一节  双语并行的语言追求
第二节  多元文化冲击下叙事策略的转换
第三节  平等、和谐文化观的生成与身份认同

结  语 

  作为海外华文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严歌苓通过细腻的笔触,饱含的温情,对移民生活进行了书写,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深刻揭示出异质文化语境下人性的蜕变和身份的认同困境。跨文化加之女性作家的身份,使严歌苓有了更为广阔和独特的视野,从而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无论是对底层移民生存和情感困境的关注,还是作家在跨文化视域下对故国的回望与反思,以及叙事策略和技巧的转换,都因背后所包含的身份意识而显得更加意蕴深刻。 严歌苓通过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进行关照,将对人性和人生的思考深入其中,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作出努力,从而展现出作家平等、和谐的文化观和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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