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视角下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身为部队舞蹈演员的严歌苓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978 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80 年，严歌苓创作的剧本《心弦》发表，后来被拍摄成影片，后来，严歌苓陆续创作了大量的电影剧本，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剧本并没有被拍成影片，但严歌苓的创作才华已经开始展露。有了以上这些文学创作的积淀，严歌苓开始创作小说，陆续发表了《葱》、《血缘》、《绿血》、《雌性的草地》等一系列小说，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和创作特色。 90 年代初，严歌苓赴美国攻读英文写作硕士学位并定居美国，后跟随丈夫旅居南非，在此期间，她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并坚持用中文写作来表现移民生活的尴尬和艰难处境，先后写出了《少女小渔》、《风筝歌》、《花儿与少年》、《无出路咖啡馆》等优秀作品。严歌苓用自己在中西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独特视点书写在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边缘人生，并以跨文化视角回望与审视故国，从而在多元文化形态下形成平等、和谐的文化观。 

第一节  本选题的相关界定 

  一直以来，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的学科边界问题都在争议，许多问题无法定论，严歌苓被认为是海外作家的领军人物，研究她自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1979 年曾敏之先生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在《花城》创刊号上的刊登以及同年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当代》杂志上的发表被认为是华文文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华文文学自此作为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存在开始发展起来，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形成了多个研究机构，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界定也就显得有必要和迫切起来。学术界关于此论题也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饶芃子、费勇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词语组合“透露了某种不寻常的关系。‘海外’指地域上的本土以外，‘华文’指的汉语，‘文学’指的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共通形式之一”①；何与怀认为“凡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华文文学……用‘华文’这个词时，则强调种族文化背景”①，也指出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华人文学存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于华文文学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刘登翰、刘小新就提出：“华文文学是一个语种文学的概念……涵括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今天这个概念的外延则泛指包括诸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管你是居住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还是居住在中国本土以外并加入了所在地国籍的非中国人，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的子裔，你就是华人”②；陈贤茂在谈到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指出：“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华文文学世界存在着多个文学中心……同一语种的文学在不同的时空中有可能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本族与他族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因而产生新的文化质素，使文学的文化内涵有可能产生新的质变”③。 于是，梁丽芳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的范围应该扩大为海 外华人文学……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妨容许和利用混淆性(hybirdiyt)  的概念，来重新绘画海外华人文学，把华人文学的范围扩大，使华人文学更丰富、更多样化、更多姿多彩和更有活力……将华文文学扩展为华人文学，是从中华文化的根的共同文学性质来考虑”④；古远清在文章中也表示了相似的观点，但他反对那些主张“放弃”或“取代”某一学科的观点，认为至少让两种观念共存互补，互相竞争。 从华文文学转向华人文学，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十分值得关注的趋向，我们在肯定这种趋向为学术研究开启了新鲜视角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二者在学科内涵上存在的较大差异是不能被忽视或轻易跨越的，所以本文仍然采用海外华文文学说法，并把严歌苓置于整个北美华文文学的视域下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