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经济稳定的动态分析

  摘 要: 经济稳定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密切相关。本文运用 1992—2017 年 Q1 季度的中美两国宏观数据，采用当前主流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研究范式，引入具有异质性居民的预期交互模型，借鉴 Tae－Seok 的研究成果，以经济总量超过全球 40%的中美两大经济体为研究对象，以两国居民的预期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为研究内容，并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在不确定性、有限理论、价格粘性和贸易开放度条件下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行为方式以及带来的经济运行结果。研究结果显示: ( 1) 中美两国产出 ( 缺口) 同步性较高。( 2) 经济主体结构参数刻画经济主体行为，从而使预期行为影响经济周期波动。( 3) 考虑国内外不确定性差异，证实了居民信念差异影响经济波动持续性。( 4) 价格粘性差异导致中美两国产出动态性和持续性差异。( 5) 贸易开放度高低影响产出和通货膨胀持续性。研究结论较为符合现实情况。基于此，本文从加强宏观政策制定部门全球视野、沟通协调以及预期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政策制定、宏观经济稳定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奠定理论和经验基础。

  关键词: 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经济稳定; 不确定性; 有限理性; 价格粘性; 贸易开放度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步入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金融市场彼此高度融合，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有机体。大国之间的经济政策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研究大国经济政策不仅可以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基础，而且还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对世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不断上升。据 IMF 统计，2017 年，中国 GDP 为 12. 72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同期 19. 38 万亿美元的 65. 6%，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一直保持在 30%以上，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格局变化。故此，美国经济学家博格斯滕 ( Fred Bergsten) 提出 “G2” ( 两国集团) 概念用以描述中美之间特殊的经济关系。而令人遗憾的是，此前国内外学者的诸多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中美经济体在有限理性状况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仅在信息完全、决策完备和政策最优等框架内探讨中美经济问题。本文尝试构建两国开放宏观经济 DSGE 模型来分析在群体有限理性情形下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自 Obstfeld 和 Ｒogoff［1］开创性地将优化行为纳入一般均衡模型 ( Ｒedux 模型) 以来，开放经济学领域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及粘性价格假设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下涌现出了很多关于汇率理论和经常账户的研究文献［2］，如 Kollman［3］、Cavallo 和 Ghironi［4］与 Bergin［5］等的研究，这些统称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与传统的开放经济学不同，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假定原先的经济系统是稳态的，只因各种外生冲击扰动造成对原有稳态系统的偏离，在经济主体行动下促使经济重新收敛回到稳态。二是研究方法更多依赖微观主体的前瞻性预期，因此，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实证分析成为可能。目前，国内关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路继业和杜两省［6］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及其最新研究进展情况。正因为该经济学研究范式具有开放性，此后绝大部分的研究都聚焦于汇率以及与汇率相关的政策领域。如姚斌［7］是国内较早研究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他应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对中国中短期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认为，中国应该继续朝着扩大人民币浮动性的汇率制度方向发展。黄志刚［8］通过建立汇率对资本流动有限弹性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不同货币政策下经济波动的表现，尤其是资本流动状况和通货膨胀动态的特征，进而得出一定程度的汇率干预在稳定国内冲击产生的经济波动方面比浮动汇率更优的结论。孙宁华和洪永淼［9］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发现影响实际汇率的因素很多，进而指出人民币的均衡实际汇率是一个动态概念，要深入认识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并构建汇率监测体系。吴剑飞和方勇［10］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内分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研究发现新开放宏观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赵文胜［11］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汇率变动中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效应。连飞［12］基于开放经济 DSGE 模型，对比分析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对熨平人民币汇率调整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效果，发现当人民币汇率冲击导致经济波动时，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熨平经济波动作用更有效。陆前进［13］运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研究了 “金砖五国”的货币冲击、生产率冲击对贸易条件和经常项目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冲击下，金砖国家之间不存在 HLM ( 哈伯格—劳尔森—梅茨勒)效应。廉政和王可［14］通过构建两国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了汇率波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程度的汇率传导机制作用下，汇率波动对社会福利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用逐步显现，因此，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15］。陈桂军［16］在各国经济紧密联系、货币政策相互依赖背景下，重申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必然性，认为货币政策的合作过程中，各国政府要加强政策合作，最大化获取货币政策的协调收益。

二、异质性模型框架构建

  两国有限理性模型是建立在典型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基础之上，并具有前瞻性和滞后性双重特征的模型。不仅如此，模型中经济变量间的内在联系打破了传统理论的封闭性，赋予开放特性，形成一个互通有无、彼此相互影响的经济系统。在开放经济理论中，任何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可能跨越国界影响其他经济体。因此，可以说本文的模型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下的初步尝试。笔者假定两国的货币政策采用微调的方式进行，具体表现为平滑效应泰勒规则的应用。模型如下:

三、模拟分析

  本文运用中美两国产出数据进行模拟，旨通过模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居民有限理性行为将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分析政策行为的溢出效应，进而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础。上述模型需要中美两国产出缺口的数据，因此，我们采集中美两国 1992—2017 年 Q1 的产出数据。1992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正式实施 SNA 体系，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可比性。同时，中国对外开放步伐更加坚定，参与经济全球化举措更加稳健。因而利用这一阶段的数据既见证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事实，又客观反映了中国与世界逐步融合的进程，具有双重意义。事实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变量都是经过优化处理后的结果，这些参数是对数线性化的，即对稳态值的偏离，因而也表现为缺口的概念。为更好地从原始数据中分离出缺口，笔者采用 HP 滤波法得到。HP 滤波法被广泛使用在宏观经济学的趋势分析中，是一种把趋势成分 ( YTt ) 从时间序列中分离的方法，其实质就是使得如下函数计算最小损失:由于 HP 滤波法高度依赖参数 λ，随着 λ 增大，估计的趋势将越光滑。根据相关经验，在季度数据情况下取值为 λ = 1 600。把分离出来的趋势作为潜在产出值，缺口就是实际值与潜在值差额与潜在值的比重，反映资源的利用状况。在进行 HP 滤波法之前需要先利用 X12 季节调整方法将 GDP 季度数据中的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去掉，得到中美两国 1992—2016 年产出缺口图。中美两国产出 ( 缺口) 反映出两大特点: 一是中美两国产出表现出较高的同步性，而且美国产出具有较为明显的领先性。二是中国产出波动幅度要高于美国。由于中国经济近三十年保持较快发展态势，而美国发展过程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以本国经济主体决策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为基础，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经济主体行为和政策的溢出效应逐渐显现，使得研究宏观经济稳定的视野拓展到新开放宏观经济学领域。本文基于有限理性的视角，运用 1992—2017 年 Q1 季度的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数据，利用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研究模拟分析了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行为方式，得到以下五个结论: 其一，从中美两国产出的 HP 滤波结果看，两国产出缺口表现出较高的同步性，并且中国产出的波动幅度要高于美国。其二，基于互动的预期形成机制的有限理性行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密切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主体结构参数导致经济主体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预期行为与经济周期相关。其三，针对国内外不确定性的差异，发现在外国不确定性高、国内不确定性低的情景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要高于美国，证实了居民的信念差异可能会对经济持续性产生较大影响。其四，在外国价格粘性高、国内价格粘性低的情景下，中国的产出较美国具有更高的动态性和持续性。其五，当贸易开放度较低时，经济行为和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弱，国家内部传导机制在产出和通货膨胀持续性上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当贸易开放度较高时，国际间的传导作用逐渐显现。模拟结果还显示，适当提高贸易一体化有助于实现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而对产出持续性的影响并不确定，而当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国际经济的同步性并没有随之提高。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开拓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部门的全球视野，不断增强抵御各种经济金融冲击的能力。当前的经济走势已经随着贸易和资本流动变得高度统一，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把相关国内外因素纳入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程中。因此，一方面，要开拓全球视野，全面审视和调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高度重视国际各种意外事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另一方面，要重新认识中国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和推动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营造一个良好的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二，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带来的溢出效应。为防止宏观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输入性或输出型政策效应，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背景下，要通过全球性国际经济金融协调、区域性经济金融协调、国家间的双边与多边协调等各种途径加强合作。其三，加强宏观部门的预期管理，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