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会计制度对T事业单位资产和收支核算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背景，在理论层面，针对资产核算和收支核算的变化将新政府会计制度与原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在理论层面，新政府会计制度比原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核算主体更广泛，核算目标更全面，核算体系更完善，资产核算科目更具体，收支核算科目更系统。
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原来的政府会计只是预算会计，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的基础，主要向政府反映财政资金的流转情况，但是现在随着事业单位经济业务的日趋复杂，社会公众对政府财务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收付实现制的弊端就愈加显现，不能全面地反映预算的执行情况和日常的经营情况，就不能满足事业单位经营管理的需求，也不能向社会公众全面地反映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我国原政府会计制度比较复杂，包括总的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由于事业单位中医院、学校、国有林场、测绘单位等特殊行业的存在，我国又设置了许多专属特殊行业的会计制度，包括专属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会计制度，专属高校、中小学、测绘单位、地质勘查单位等的会计制度。①在这样较为繁杂的政府会计制度下，事业单位不同行业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管理口径也不统一，导致了原政府会计制度不能综合反映政府整体的财务状况，也就无法适应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制度，我国在参考国际政府会计制度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的需求，对政府会计制度不断探索，逐步改善。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政府会计体系得益于权责发生制的应用已经趋于完善，但又基于各国现实情况的需求对权责发生制所应用的深度不一。例如，美国和法国虽然都实行了权责发生制，但对现收现付制还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在美国，由于美国联邦、州或地方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所以会计制度体系不统一，包括联邦政府会计体系和州或地方政府会计体系，但两者都引入了权责发生制。美国联邦政府的综合财务状况通过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报告反映，财政收支状况通过部门报告反映，部门报告按现收现付制进行核算；各州或地方政府财政状况通过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报告反映，通过基金的形式把控预算，政府内部也保留着以修订后的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制度。法国政府会计制度包括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和预算会计，其中财务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成本和预算会计采用现收现付制。在英国和新西兰，权责发生制的应用就比较深入，即使是在预算收支方面，也完全基于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1]从 2011 年开始到现在，我国逐步加强对权责发生制的引入。2011 年初步在医院会计制度中引入，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要通过应用权责发生制对政府的预算管理制度进行改革，2014 年进一步强调了在预算会计中应用权责发生制的同时也要保留收付实现制。之后，我国便就权责发生制的引入程度对政府会计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15 年财政部在《政府会计准则》中明确了我国政府会计的发展路径是要让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同步发展，2016 年从存货、固定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等出发制定了具体准则，2017 年通过的《政府会计制度》制定了政府会计全面改革的路径，2018 年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新旧政府会计制度衔接的规定以确保新政府会计制度的有效实施，2019 年 1 月 1 日我国全面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2]新政府会计制度将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标准进行了综合与统一，对于政府会计行为的规范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以及政府会计双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即在上述背景下，从资产核算和收支核算的角度对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政府会计制度的文献综述

  政府会计制度是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改革的理论指导，是与我国政府职能相配套的制度。本文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路径出发描述了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我国原来的政府会计体系无法满足政府改革的现实需求。张瑛（2006)认为原政府会计制度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的基础，现今已经无法满足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需要。[3]金希萍（2007）指出由于我国原政府会计制度在政府会计目标方面侧重于强调预算会计，导致了会计信息的公开范围和透明度受限进而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于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4]宋伟官（2015）也指出了政府会计制度要满足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的需求。[5]刘慧芳（2013）则指出了在原来的政府会计制度下政府的财务报告没有把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分离开来，报告的体系过于单一，既无法反映政府整体的预算收支状况也不能提供政府整体的经营状况从而无法全面地向社会公众反映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6]刘东利（2019）认为我国原来的政府会计制度，无法在账务中体现潜在的风险，不利于政府进行决策。[7]贾博、陈博（2015）指出了我国原政府会计体系存在的会计体系不完善、无法反映政府的资金流转情况和财政结余的虚增等诸多问题，并且指出我国政府会计基于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对政府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制度。[8]刘丹（2018）指出我国必将对现存的种类繁多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而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事业单位的会计会逐渐市场化，原来的政府会计制度无法满足其使用需求，事业单位所执行的会计制度必然向企业会计逐步靠拢。[9]胡景涛（2011）认为我国应通过对会计信息进行完善来实现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10]常丽（2012）认为将权责发生制引入政府财务会计才能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体现运营情况。[11]欧阳宗书,狄恺,张娟,米传军,邱颖（2013）指出我国政府会计核算的基础必然从传统的收付实现制转向权责发生制，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趋势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预算会计的核算。[12]路军伟、丁国旺（2015）阐述了我国政府会计体系应逐步趋向于政府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双轨制”发展。[13]宁美军（2016）指出了目前最适合我国政府会计的核算模式应当是将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分离开来。[14]俞华州（2014）提出为了满足政府财政改革和防范政府财政危机的需要，我国可以采取修正性的权责发生制对政府预算制度进行完善。[15]郑洪梅(2019)阐述了新政府会计制度将会计要素按照职能划分为财务会计要素和预算会计要素，对于建立预算管理的绩效评价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能提高政府财政资金利用的效益。[16]赵爽（2019）认为新政府会计制度统一了会计核算，推进了政府会计体系的规范化发展。[17]阳秋林、张晋、汤伦(2019)认为新政府会计制度中双分录的编制贯穿了财务会计要素和预算会计要素，实现了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相互衔接。
第二章 新政府会计制度与原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