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制度教育改革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高端科技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显示出了它能够在人类长期拥有决定性优势的任务中胜过人类。比如，IBM 深蓝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故事大家很熟悉，而 Alpha Go 系统的胜利意味着谷歌的 Deep Mind 部门已经超过了排名靠前的人类围棋大师。对人工智能来说，围棋是一个比象棋难得多的挑战，因为围棋游戏中有太多可能的棋步组合，计算机不能简单地通过蛮力计算出最佳策略。Alpha Go 团队首先按照专家们的思考方式开发了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即后来的 Alpha Go Zero，该系统完全基于从游戏规则开始的强化学习，没有任何人类专家的知识输入，但是它又战胜了 Alpha Go 系统。这足以说明，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思考能力。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思考能力越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会越大。就法律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法律实践。一方面，原来必须由人来参与的法律服务已经开始智能化，矗立在诸多法院立案大厅的智能机器人已经能够熟练地回答当事人的诸多问题 ；另一方面，司法裁判也正在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法官在审判中的作用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可见，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给法学领域以及法律行业带来重大影响。这既给法学教育领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也让法学教育领域面临重大变革之机。“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法学研究理念的转向、知识谱系的更新、理论逻辑的重建和思维方式的调整，法学教育需走出一条兼收并蓄、自主创新的中国法学发展之路，进而为智慧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法学教育应当抓住时代的契机，从价值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等层面回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而达到教育方法与科技时代的同步契合。

  现代科技已经全面渗入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科技的发展也会对教育理念的发展与变革产生重大影响。任何教育，都是对人的培养，即需要通过老师在知识层面上的传授、思想上的引导，从而实现人的提升。所以，教育是人的自然属性发展进化到社会属性的重要途径。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教育通过语言和文字进行，通过经验总结和知识训练进行。在历史发展过程，教育理念发生了多次变革，从最早的注重知识传授到今天的知识传授与德育教育并行，教育理念一再成为国家与社会在知识领域的文化表征。特别是现代教育，致力于将教育的公共性、历史性、生产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完美的结合起来，从而把知识传授、德性培养与能力提升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在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由此对法科学生的教育理念已经越来越从知识传授、德性培养与能力提升转换成德性培养优先、知识传授与能力提升并重。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德性教育已经成为法学教育的重中之重。首先，德性教育是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人类科学技术越是发达，对人的德性培养的要求就越高。这是因为，人类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改造社会的能力越强，甚至破坏社会的能力也就越强。已有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人类对自己的行为不加以充分有效的克制或者规制，那么最终就会破坏人类所生存的环境。比如战争灭世的阴影，足以彰显科技发达的“双刃剑”效应。人工智能科技越是发达，越能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体现在法律实践领域，无论是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智慧法院建设，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智能裁判，都说明作为法律人特定技能的法律可能不再是法律人的“专利”：一方面，人们已经能够创造出提供法律服务的智能机器人，另一方面，也对法律人的实践能力、态度和立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个人品德的角度看，越是具有深度法律伦理品德的法律人，越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彰显法律人的特殊价值，并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及其实施不会异化成为机器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掀起新一轮的对法律人的德性教育。一方面，从主体维度来看，对法律人的德性培养需要从主体的内在状态入手，即根据主体的知识、感情、意向以及行为等要素把握法科学生的整体思想状态，从而让学生具备内在的思想道德素质。在“道德结构中的品质是内在化的状态，主体只有在知、情、意、行等德性基本要素的整体把握中，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品质，并且此种完整的德性结构具有稳定性。而道德的内化又与主体的主动性、自律性相联系，内在化的品质状态决定着道德的培育必须深入到主体的内心，引导他主动接受、吸纳、实践，并最终获得。”另一方面，从路径维度来看，对法科学生的德性培养应当注重个案、模范以及典型的震撼作用。鉴于人工智能科技的发达，将深深影响人们的行为。过去人们难以做到的事情，在智能科技的帮助下，人们可以更为容易实现。为此，很容易让律师、检察官或者法官，更容易掌握一些他人的隐私以及其他信息。这些法律人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这些信息影响当事人的利益，甚至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转化成为犯罪。要阻止这些现象的产生，不仅需要法律，也需要相关人员的道德自律。所以，德性培养“重视人格典型以及道德模范的教育作用，在德性养成的环节中，主要是对标志性的道德榜样进行模仿，以此类生活中具体的鲜活的言行，作为人们道德涵养的学习对象，通过类似学徒式的教育和练习，使每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从事某些应该去做的行为。”总之，在人工智能时代培养的法科学生，要成为合格的法律人，就应当具备更高尚的道德情操，更能忍受“能力诱惑”带来的利益诱惑。其次，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传授与能力提升并重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的重要职责当然是教授知识，所以古代中国人才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说法。在前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功能是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承并重，特别是近代知识大发展以来，有关知识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人们越来越成为“专业人才”。法律人亦是如此。当前我们的法学教育以培养熟悉法言法语、熟稔司法运作的人才沾沾自喜，很少强调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与运用。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求法律人成为知识复合型人才，即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即将面临重大变革。正如百度 CEO 李彦宏所说 ：“法治管理需要嵌入生产环节，比如对算法处理的数据或生产性资源进行管理，防止造成消极后果”，“这需要法律人和程序员、人工智能专家合作。”显然，最佳的合作并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简单融合，而是同时具备复合知识的现代法科人才。只是熟练掌握法律条文的法学教育将逐渐让位于那些既掌握法律条文又掌握编程能力、计算能力的法学教育。基于“生活技术化和技术生活化”的时代背景，法律实务技术化以及技术化法律实务的时代正在不疾不徐地走来。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基础上，人工智能为当事人以及律师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来源，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寻找数据、组合数据，不仅仅只是一个依赖于编程就能够全面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知识底蕴与专业能力不断结合产生时代效应的大课题。那些不会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法律人将逐渐被社会抛弃，而那些顺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潮流的法律人则将会如鱼得水。苏力教授在《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一文中曾指出，中国高校的法学教育面临的最基本挑战是“法学院的产品，主要是毕业生和学术成果（并且这两者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能否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一判断在今天依然适用。我们的法学教育一定要在新时代实现必要的理念变革，从而实现学科变革，与时代的发展相呼应。可以说，在法律人工智能学科兴起的基础上，法律信息学、法律智能学、法律计算机科学学等学科也会逐步产生。国务院 2017 年7 月 8 日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理论、技术、应用等层面的全方位布局，不仅明确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学科”，还“鼓励高校在原有基础上拓宽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内容，形成‘人工智能 +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法学名列其中。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引领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 +X’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智能技术与法学领域的深度融合既需要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建模方法，又需要法学理论的实时反馈。”这为我们未来法学教育的理念变革指明了方向。总之，未来的法学教育已经不再只是法律知识的传授，与智能司法相关的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背景或者专业知识将会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改变法学教育被法学教师主导的法学院格局。

  二、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的模式变革

  三、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的方法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