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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分割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摩擦研究
时间:2020-11-08 14:43 | 栏目:国际贸易 | 浏览:次
硕士论文网第2020-11-08期，本期硕士论文写作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一篇国际贸易文章《全球价值链分割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供大家在写论文时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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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论文是一篇国际贸易硕士论文范文，参与低附加值生产的国家想要争取参与高附加值生产，高附加值生产国家则希望通过压榨低附加值生产国家廉价劳动力，获取更多利益。高附加值生产中技术研发不易模仿和超越，而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偏向于基础加工，技术含量不高，低附加值生产国家的可替代性较强，国家间竞争激烈。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的追求使其国家的企业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减少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把一些高附加值，技术水平要求高的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项目，而把附加值低，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物质资源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转环节的生产转移到在劳动力资源上存在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中去，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初显其形。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是一种新型国际分工形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将国际分工模式从产业内分工和产业间分工逐渐转化成一个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即一个产品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是按照资源的最优配置来分配在世界各国不同区域合作完成。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投资限制的下降，虽然使得贸易便利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但贸易壁垒从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变成非关税壁垒、绿色壁垒和蓝色壁垒的趋势也日益凸显。原因在于，国际贸易格局和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不断变化，势必产生国际贸易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以接触更多的高附加值项目，增加本国收入，然而本身就处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较高位置的国家并不想失去本国的贸易优势，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过程中，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也愈演愈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优势在于，合理利用世界各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弱化了传统分工的国家界限，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技术的融合，使得一个国家企业传统的比较优势转变为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随着“供应链 4.0”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受到数据时代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认识到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一旦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便担心价值链升级的前景，因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活动会被锁定到全球生产系统的低附加值部分，此外制造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可能影响需要廉价劳动力的行业的比较优势。各国仍应积极响应加入和升级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环境。
1.2 研究主要内容、框架与方法
本文共分 6 章，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摩擦受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讨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现状，包括其产生、发展原因、发展过程和特征，分析国际贸易摩擦受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原因。并结合各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面临的新挑战、新摩擦，缓解国际贸易摩擦，调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出相对应的贸易战略。第一章绪论，为本文研究的国内外研究背景及其研究意义，还包含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框架、研究方法、本文研究的四点创新之处与本文研究的三点不足之处。第二章为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本文以全球价值链概念及其演化历程为起点，具体描述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描述了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关研究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相关研究。随后对国际贸易摩擦相关研究进行了规整。最后汇总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贸易摩擦相关研究。第三章讨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本章分为 3 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描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国际贸易摩擦的现状，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近年来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摩擦总数最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摩擦预警、反制和减缓工作上任重而道远。第四章为全球价值链分地位的测算与分析，本文选取修正后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代理指数来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测算过程中，参照其他优秀学者的做法，选取美国和日本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的参照国，并取一国相对于美国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和相对于日本的出口相似度指数两者均值来衡量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保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代理指数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准确性。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普遍较高，非发达国家则不然，但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速度较快。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上地位，近年来其分工地位有下降趋势。第五章主要研究了国际贸易摩擦受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等因素影响的实证分析，根据前文的动因分析，本章设置实证模型，选取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对数据的来源进行详细的描述和相关性分析，运用 STATA14 对本文选取的 6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运算，在控制国际投资占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之比、国家贸易开放度、汇率增长率以及失业率增长率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作用。第六章为本文的结论，根据本文的动因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由于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国际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尤其是中国在中美贸易对抗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下降趋势，而国际贸易摩擦数量不断攀升。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大部分的贸易利润流入发达国家，而非发达国家获得的利益较少，利润分配不均问题突出。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普遍较低，但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速度较快。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国际贸易摩擦起正向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升，不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事件的发生。一国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总投资之比越高，该国遭受的国际贸易摩擦也越多。贸易开放度、汇率增长率和失业率增长率的上升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货物贸易开放度和失业率增长率对非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更灵敏，而国际直接投资占比和汇率增长率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影响更灵敏。根据本文的结论，给出了五点建议：第一，稳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各个阶段；第二，提高国家教育水平，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政策；第三，加大技术引进力度，发展高新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四，转型升级或转移我国境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五，建立健全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和反制机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从 1985 年的价值链开始演化，2001 年全球价值链概念被提出，其演化过程及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代表性理论如表 2-1 所示。其中张孟才（2004）指出虚拟价值链的灵活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信息的可复制性，对信息进行多层次的、灵活的以及不同类型的加工来为顾客提供多样化服务，这样既可以增加企业原料成本，又能够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客户；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价值链的分解模式，在虚拟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全球价值链概念衍生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概念，不得不提的是专家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定义，Gereffi G（2002）认为价值链治理是指价值链中权利的拥有者组织和协调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价值创造活动。Humphrey J and Schmitz H（2003）认为价值链治理产生于价值链中的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企业设立的参数标准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治理结构可以传递相关参数标准的信息和确保这些信息被遵守执行。此外，Gereffi et al.（2001）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治理不仅是指治理者通过制定参数、监督其实施等手段来组织和协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还包括在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对价值分配控制。全球价值链按照生产者和采购者两个驱动机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这一价值链是基础价值活动，这一活动直接产生经济效应，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主要对应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耐用消费品、中间商品、资本商品属于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如汽车、计算机、航空器等；另一类则是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与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相对应，该价值链主要应对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产业为非耐用消费品，如服装、鞋、玩具等。全球价值链生产涉及到生产者和采购者参与活动所获取的附加值不同，Grossman G and Rossihansberg E（2008）认为在研究垂直分工下的生产分割时，需要分析行业间、商品间的生产分配和利益分配，并考虑各种生产活动在不同区域间或国家间的分配。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提到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依靠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其中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掌握着高层次分工环节得到的贸易利益较多；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或是下游，承接着低层次的装配、加工环节得到的贸易利益相对较少；国际分工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从而实现价值链位置由低端向高端的跨越。Koopman R et al.（2012）研究发现，2002 年中国制造业的相关出口中所占的国外增加值含量大概为 50%，指出忽视价值链中的加工贸易因素的影响将会对研究价值链贸易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随后，Koopman R et al.（2014）为了更加具体的计量出增加值贸易，首先将总出口进行分解：国内增加至被国外吸收。
全球价值链从 1985 年的价值链开始演化，2001 年全球价值链概念被提出，其演化过程及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代表性理论如表 2-1 所示。其中张孟才（2004）指出虚拟价值链的灵活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信息的可复制性，对信息进行多层次的、灵活的以及不同类型的加工来为顾客提供多样化服务，这样既可以增加企业原料成本，又能够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客户；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价值链的分解模式，在虚拟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全球价值链概念衍生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概念，不得不提的是专家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定义，Gereffi G（2002）认为价值链治理是指价值链中权利的拥有者组织和协调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价值创造活动。Humphrey J and Schmitz H（2003）认为价值链治理产生于价值链中的一些企业根据其他企业设立的参数标准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治理结构可以传递相关参数标准的信息和确保这些信息被遵守执行。此外，Gereffi et al.（2001）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治理不仅是指治理者通过制定参数、监督其实施等手段来组织和协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还包括在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对价值分配控制。全球价值链按照生产者和采购者两个驱动机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这一价值链是基础价值活动，这一活动直接产生经济效应，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主要对应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耐用消费品、中间商品、资本商品属于生产者驱动价值链，如汽车、计算机、航空器等；另一类则是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与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相对应，该价值链主要应对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产业为非耐用消费品，如服装、鞋、玩具等。全球价值链生产涉及到生产者和采购者参与活动所获取的附加值不同，Grossman G and Rossihansberg E（2008）认为在研究垂直分工下的生产分割时，需要分析行业间、商品间的生产分配和利益分配，并考虑各种生产活动在不同区域间或国家间的分配。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提到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依靠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其中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掌握着高层次分工环节得到的贸易利益较多；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或是下游，承接着低层次的装配、加工环节得到的贸易利益相对较少；国际分工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从而实现价值链位置由低端向高端的跨越。Koopman R et al.（2012）研究发现，2002 年中国制造业的相关出口中所占的国外增加值含量大概为 50%，指出忽视价值链中的加工贸易因素的影响将会对研究价值链贸易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随后，Koopman R et al.（2014）为了更加具体的计量出增加值贸易，首先将总出口进行分解：国内增加至被国外吸收。
2.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国际贸易摩擦关系的相关研究
国际贸易总是伴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国际贸易摩擦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对于国际贸易摩擦的研究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摩擦理论源于以 Hales 和 Mun 等为代表的重商主义，之后随 Hamilton 和List 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发展。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2003）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摩擦。他们认为在现代世界经济中，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可能会损害他国的福利，而不是提升各国的福利，进而产生贸易摩擦。吴明明（2018）对贸易摩擦的定义为具有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经贸往来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贸易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国际贸易摩擦的研究较为丰富。王思璇（2009）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探讨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这三大主要壁垒对中欧间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发现中欧之间的贸易额与中国和欧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性，与两国之间的距离呈负相关性，SPS、TBT 和反倾销，对中欧之间的贸易额有抑制作用。陈昭玲（2015）认为引起中国与东盟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后各国贸易保护升温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等。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姜峥睿（2017）认为中美统计口径不同和美国故意夸大贸易差额、国际分工下的产业链转移、中美各自的经济发展特点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等共同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进而引起中美贸易摩擦。贾中正（2017）认为美元霸权地位、中美经济结构差异、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国对中国的高新科技出口管制以及贸易统计差异等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进而引起中美贸易摩擦。马鸣宇（2017）发现虽然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但是，中国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仍然不高，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仍然以加工贸易为主。此外，中国制造业仍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附加值较低，这使得中国虽然对美国有巨大的出口额，但是中国实际获利却不多。李春顶（2018）构建了一个包含 29 个经济体的大型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模拟的结果发现，中美相互贸易摩擦会给双方带来损害，且美国不能实现制造业就业的增加，比较而言，中国的受损大于美国。沈国兵（2019）在其文章中提到：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美中贸易逆差、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业开放、汇率等问题，这些增大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随着世界各国技术发展，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布局上有了向全球延展的趋势。国际分工地位一直都有高低之分，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从事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将低附加值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将中间品贸易生产转移。现阶段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依旧是比较优势，但这并不妨碍更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国意识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断积累资本，发展技术，提高自身国家的贸易出口结构，以摆脱比较劣势的羁绊。发展中国家借助自身的比较优势渐渐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但由于发达国家占据着高利润环节，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一些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利润的中间品加工外包生产，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受损，世界各国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这种不公平贸易必将失去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改变了国际分工主导分工的主体，改变了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同时也改变了利益分配机制和国际竞争的焦点，使得利益分配的矛盾与冲突更加明显。现阶段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控制力下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使发达国家利益受损。
国际贸易总是伴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国际贸易摩擦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对于国际贸易摩擦的研究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摩擦理论源于以 Hales 和 Mun 等为代表的重商主义，之后随 Hamilton 和List 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发展。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2003）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摩擦。他们认为在现代世界经济中，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可能会损害他国的福利，而不是提升各国的福利，进而产生贸易摩擦。吴明明（2018）对贸易摩擦的定义为具有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经贸往来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贸易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国际贸易摩擦的研究较为丰富。王思璇（2009）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探讨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这三大主要壁垒对中欧间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发现中欧之间的贸易额与中国和欧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性，与两国之间的距离呈负相关性，SPS、TBT 和反倾销，对中欧之间的贸易额有抑制作用。陈昭玲（2015）认为引起中国与东盟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后各国贸易保护升温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等。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姜峥睿（2017）认为中美统计口径不同和美国故意夸大贸易差额、国际分工下的产业链转移、中美各自的经济发展特点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等共同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进而引起中美贸易摩擦。贾中正（2017）认为美元霸权地位、中美经济结构差异、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国对中国的高新科技出口管制以及贸易统计差异等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进而引起中美贸易摩擦。马鸣宇（2017）发现虽然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但是，中国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仍然不高，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仍然以加工贸易为主。此外，中国制造业仍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附加值较低，这使得中国虽然对美国有巨大的出口额，但是中国实际获利却不多。李春顶（2018）构建了一个包含 29 个经济体的大型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模拟的结果发现，中美相互贸易摩擦会给双方带来损害，且美国不能实现制造业就业的增加，比较而言，中国的受损大于美国。沈国兵（2019）在其文章中提到：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美中贸易逆差、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业开放、汇率等问题，这些增大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随着世界各国技术发展，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布局上有了向全球延展的趋势。国际分工地位一直都有高低之分，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从事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将低附加值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将中间品贸易生产转移。现阶段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依旧是比较优势，但这并不妨碍更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国意识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断积累资本，发展技术，提高自身国家的贸易出口结构，以摆脱比较劣势的羁绊。发展中国家借助自身的比较优势渐渐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但由于发达国家占据着高利润环节，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一些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利润的中间品加工外包生产，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受损，世界各国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这种不公平贸易必将失去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改变了国际分工主导分工的主体，改变了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同时也改变了利益分配机制和国际竞争的焦点，使得利益分配的矛盾与冲突更加明显。现阶段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控制力下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使发达国家利益受损。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
3.1 全球价值链分工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
3.2 国际贸易摩擦受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3.3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摩擦情况
3.4 小结
第四章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与分析
4.1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
4.2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分析
4.3 小结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摩擦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5.2 回归结果与分析
5.3 模型稳健性检验
5.4 小结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日渐明确且固定化，然而全球价值链分工加速了各生产要素流动，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数量增多，且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需巩固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力，非发达国家想要提升自身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反控制运动，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由于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国际贸易摩擦数量不断增长，发起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和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也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转移。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受到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式较严峻，在中美贸易对抗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以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利润的同时，如何巧妙地减少或避免国际贸易摩擦是本文研究重点。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着手，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影响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并利用 UNCTAD 数据库和 IMF 中的 WEO 数据库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转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现状分析。本文运用 1998-2017 年 UNCOMTRADE 数据计算 64 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代理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ESI），来观察这 64 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其分工地位历年变化情况；并对 WTO 数据库记载的国际贸易摩擦数据进行系统分析，着重分析了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情况，运用 UCINET6 绘制了国际贸易摩擦社会网络关系图，观察各国国际贸易摩擦伙伴关系情况，并对本文研究的 64 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发起的国际贸易摩擦和遭受到的国际贸易情况是本文关注的重中之重。在动因分析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影响国际贸易关系情况的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和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发达国家控制全球价值链分工高附加值地位，大部分的贸易利润流入发达国家，而非发达国家获得的利益较少，利润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制造业产业随着国际直接投资逐渐流入到非发达国家，使得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问题，以至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掌控能力降低，虽然非发达国家近年来国际经济快速发展，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对于非发达国家中而言，产业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资源优势被压榨利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价值链分工的转移，也给低附加值环节参与国一个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机会。非发达国家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机遇，努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高附加值部分的贸易利益。第二，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普遍较低，但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速度较快。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2008 年之前上升较快，随后增速放缓，近几年有下降趋势，但其出口相似度指数值一直高于 50，相比于其他非发达国家而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有较高地位。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对国际贸易摩擦起正向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升，不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事件的发生。虽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以获得高附加值贸易利润，但处于价值链分工高端地位的国家为了其自身地位的稳固和利润保证以及国内再工业化的实施，会对价值链地位有所提升的国家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第四，一国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总投资之比越高，该国遭受的国际贸易摩擦也越多。本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数额越大，说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一个国家的外包产业也越丰富，贸易转移情况越多。外包产业的增加，会使一国进出口贸易增加。特别是出口额的增长，会使得该国朝贸易顺差方向发展，贸易顺差加大会给世界各国造成该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上升的错觉。出口货物贸易增多，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便与日俱增。第五，贸易开放度、汇率增长率和失业率增长率的上升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摩擦。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额越大，开放程度越高，其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数量越小。开放程度高的国家，获得更多的销售和售后经验后可以减小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汇率增长率升高对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的影响解释力较强，一国汇率增长，出口增多，影响其他进口国家本国企业生产和发展，为国际贸易摩擦提供了契机。第六，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货物贸易开放度和失业率增长率对非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更灵敏，而国际直接投资占比和汇率增长率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影响更灵敏。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本就不高，发达国家为了控制全球价值链，保证自身的高附加值分工地位得到的利益，对于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应激性更高，非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过程中，不仅会受到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牵制，还需要与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非发达国家竞争，因此非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解释力高于发达国家；同理，货物贸易开放度升高，由于非发达国家基础较弱，导致非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会高于发达国家，增速过快，会引起非发达国家货物贸易开放度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解释力高于发达国家；非发达国家基础劳动力人口较多，其失业率增长率降低，说明非发达国家有基础劳动力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出口贸易有利；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在非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利润较低，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摩擦影响更大；汇率与一国国际购买能力相关，发达国家汇率往往低于非发达国家，其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影响力更大。中国现下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中上水平，基础较好，升值空间大，应当发挥自身优势，争取融入到更高端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积极主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以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为主，减少甚至消除国家贸易摩擦为辅。中国应加大教育力度，积极学习国内外高新技术，培养各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不断推进对高层次人才扶持政策的落实方面应做更多努力，人才是管理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全球价值链分工离不开人才培养和技术学习。同样，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应与人才培养同步进行，技术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不仅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更有利于减少国家贸易活动中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数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转移也是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的有利选择。就目前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遭遇的国际贸易摩擦避无可避，除减少我国国际贸易摩擦数所作的努力之外，中国也要在提升国际竞争力和 GVC 分工地位的同时，充分了解造成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必要时采取反制措施。了解国际贸易形势，善于运用 WTO 规则保护我国合法合理权益，增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增加我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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