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融合型学前教育的内涵分析

  （二）“达得到”（Accessibility）———普惠是否落到实处的核心体现

  “达得到”，这是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即“可达性”“就近性”“便利性”等，是指拥有相应需求的人群通过某种交通方式从某一区位到达园所的便捷程度，包括出行的难易程度和花费的成本。除了“入园难”“入园贵”外，“入园远”也是各地学前教育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大突出问题。合理规划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保证其空间上的“可达性”对幼儿学前教育机会平等的保障至关重要。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可达性标准是由桂尔（Geurs）等人提出的，它由四大要素构成，分别是目的地吸引力大小、采用某种交通方式克服空间距离所需要的成本、个体属性，以及时间约束。我们认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可达性”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地点可达性”，即幼儿园距离儿童居住的地方要在有限的里程之内；二是“效用可达性”，即儿童和家长能以安全、方便、便捷的交通方式到达目的地；三是“时间可达性”，即儿童出入园的时间与家长接送的时间是否匹配；四是“个体属性可达性”，即影响儿童出入园或接送家长的出行因素的个人因素；五是“机会可达性”，即幼儿园的吸引力大小。通常，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地点可达性”，各地在规划幼儿园布局时一般都会考虑到“地点可达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0180-93（修改本）》的标准与要求，“一社区一园或服务半径 1.5 公里一园”，每 5000 人口规划建设 1 所规模至少 6~8 个标准班的幼儿园或每10000 人口规划建设 1 所规模至少为 12~15 个标准班的幼儿园。然而，当前在“效用可达性”“时间可达性”“个体属性可达性”“机会可达性”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三）“配得齐”（Assorting）———普惠是否有质量的评价标准

  “配得齐”，这是从装备的角度而言，它是指幼儿园配备的设施数量与质量有保证。各地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第一期（2011~2013 年）行动计划、第二期（2014~2016 年）行动计划时，相对更加关注如何改扩建幼儿园、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因此，短期内兴办幼儿园，利用闲散的中小学校舍改扩建幼儿园，成为当时的建设重点。但随着幼儿园数量迅速增加，如何吸引和打造优秀的师资，如何配备适宜的玩教具、图书和其他辅助资源，如何提升健康、营养、安全和卫生等软环境的质量建设，如何编写或选择适宜幼儿的游戏、学习与发展的课程等“配不齐”问题就成为当前亟待攻破的课题。“国十条”重点强调，要“加强对幼儿园玩教具、幼儿图书的配备与指导，为儿童创设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第二十六条也明确规定了“幼儿园园舍条件、玩教具和幼儿园图书配备应达到规定要求”。因此，各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就“普惠性”幼儿园应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提出切实可行、易于操作、便于改进的“配得齐”框架标准，并制定相应的质量保障措施与激励机制，确保每一所普惠性幼儿园都是有质量保证的教育机构。

  （四）“顾得广”（All）———普惠是否实现的重要标杆

  “顾得广”，这是从服务对象的角度而言，即“广覆盖”，面向大众，面向所有儿童，尤其是要优先惠顾贫困和弱势家庭，以特惠为着力点来实现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通过普惠奖金、普惠园和普惠师资等普惠性资源建设，并以特惠作为普惠战略的前提和必要补充”。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背景的幼儿获得学前教育资源的机会有显著差异，城镇家庭相比民工家庭来说学前教育机会分布更公平，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对儿童入学机会的影响相比城市地区更大，处境不利社会阶层的幼儿是教育不公平最大的受害者。回顾以往，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财政紧张，无力大批量建设高质量幼儿园，为了引导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园方向，1956 年 2 月，内务部、教育部、卫生部颁布了《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提出“卫生、教育部门办好几个托儿所幼儿园，使他们起示范作用”。这是后来全国各地建设示范性幼儿园的雏形。示范性幼儿园的产生与此前特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如果仍旧将大部分的公共财政经费投向示范性幼儿园，一方面会加剧家长对少数示范性幼儿园的“择园”效应，另一方面还会减少普惠性幼儿园的资金投入，恰恰违背了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普惠性和公益性。为此，有些省市，如江苏省和浙江省终止了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评估，取消“示范园”评比。江浙两省的举措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从高度关注示范园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真正关心“广覆盖、保基本”的普惠性幼儿园建设与质量提升。

  （五）“适得度”（Appropriateness）——普惠是否可持续的保障基础
  “适得度”，这是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即“适度性”，这与我国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目前还无法做到学前教育完全由国家财政包办，只能是一种有限的教育福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北欧高福利国家，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有巨大差距。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 GDP 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低水平。2018 年中国的人均 GDP为 9509 美元，在世界上仅排 70 名左右，而韩国的人均 GDP 为 30285.161 美元，是我们的 3.18 倍。按照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的标准，有学者对比了中、日、韩等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NP（国民总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增长轨迹，结果发现，中国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据 2014 年中美 GDP 结构的统计，第一产业中国为美国比重的 482.0％，第二产业中国为美国比重的 128.3%，第一、第二产业均高于美国，但主要差距是第三产业，中国仅为美国比重的 36.4%。在信息业、金融业、医疗卫生、交通运输、餐饮、教育等综合组成的第三产业中，唯有教育领域，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中国为美国比重的 176.5%。可见，就人均 GDP 而言，“穷国办大教育”的情况仍然未得到根本改变。我们要依照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确定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水平，将普遍性原则和差异化原则辩证统一起来，通过阶梯性路径，坚持“适度普惠”的基本原则，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适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来源上的“适度”，即跟随经济的增长不断推进“适度”投入比例，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投入比例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二是内容推进上的“适度”，即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断推进“适度”覆盖，普惠性学前教育的项目和内容要逐步涵盖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各个方面。三是服务对象上的“适度”，即首先要将公共财政投入经费用于解决“弱势家庭”的入园需求。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学前教育资源有限的阶段，要基于普惠性原则分层次、分对象选择性供给，优先满足弱势群体对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四是教育质量上的“适度”，即普惠性幼儿园一定是有质量的，但这个“有质量”不一定必须达到示范园或优秀园的标准。如 2019 年北京市教委印发《北京市普惠性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的“申报普惠性幼儿园的条件是在北京市幼儿园办园质量督导评估中评价获得 C 类及以上”，②这就是“有质量”的基本标准与要求。

  普惠性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要坚持“适度普惠”的基本原则，优先惠及贫困家庭、弱势家庭，为他们提供符合“付得起”“达得到”“配得齐”等重要特征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实现学前教育的特惠。特惠是当前中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着力方向。如果“特惠”做得不好，“普惠”就会失去根基，犹如“泥足的巨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切实、有效地推行“普惠”，一定是以完善、完美、完满的“特惠”工程为前提的。真正的“普惠”一定是在“特惠”先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与发展的，没有不需要“特惠”就能完美实现的“普惠”，也没有不以“普惠”为终极价值和最高精神的“特惠”，“普惠”与“特惠”之间往往相互催生，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一）“特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在湖南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要落实到困难群众的具体问题上，努力让老百姓住得舒服、吃得放心、看得好病、上好学，坚持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2015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提到，“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可以说，“特惠”与惠民”的思想是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的重要体现与落实，蕴含着丰富的执政为民的价值追寻与道德坚守，其内在逻辑就是“人民至上”。

（二）“特惠”是政治哲学家的重要主张

  罗尔斯（John Bordley Rwals）提出了注重差别的原则，要求社会更关注出身不利的人们，并给予某种补偿，这一观点是美国“早期开端计划”、英国“确保开端计划”等帮助弱势家庭的儿童成长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罗尔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的公平正义是以“金钱”为本位的公平正义观。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在真正坚持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决定分配权的前提下，又坚持一定的道德因素对分配的调节作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的光辉之处在于提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三原则：权利原则、贡献原则、需要原则，其中，需要原则优于贡献原则，贡献原则又优于权利原则。因此，在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突出问题时，我们要考虑到以“需要原则”第一原则，即哪些家庭、哪些家长所面临的孩子“入园难”:“入园贵”的困境最大？哪些幼儿最需要政府的托底保障，最需要政府的积极关心、有效支持与扶助？哪些地方最需要政府运用财政经费予以重点支持与孵化？为了“普惠”的实现，我们有必要尽快研究制定向弱势家庭、弱势儿童、弱势地区倾斜的“特惠”政策。

  （三）“特惠”是真正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起点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毛泽东同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进一步凝练和提升，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创新与突破。为谁服务？这是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核心问题所在。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对先进思想的继承与发扬。“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栉风沐雨七十载，2014 年 2月，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话专访时动情地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面对一些地方出现比较严重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面对广大家庭迫切希望孩子们都能有条件、有机会、有希望地上普惠、质优、有保障的幼儿园的愿望，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主动承担起主导责任，切实履行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职能。

  （一）传统路径：大力兴办公办性质幼儿园

  公办性质幼儿园价格低廉，入园方便，教师质量有一定保障，符合“付得起”“配得齐”“顾得广”等重要特征，普惠属性很强，在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与改革史上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将兴办集体幼儿园，提升集体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作为重要的惠民工程。1951 年 10月，针对当时的国情与新中国建设需要，政务院颁布了《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党和国家确立了幼儿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指导方针，采取工业地区和大、中城市以工厂、机关、团体、群众自办为主，农村则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互助组办季节性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公办性质幼儿园具有与单位绑定的显著特点，重点惠及部分职工家庭，这是一种最初的“普惠”形式，是关心广大双职工家庭、农忙家庭的需要和心声的重要实践。20 世纪 90 年代末是学前事业发展滑坡的转折期与关键期，随着有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众多企事业单位不再承担办园责任，出现了大量园所“关停并转”等现象，在客观上造成了“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强调了公办园在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公办性质幼儿园在平衡、调整我国当前幼儿园办园结构失衡的现状，减轻教育部门办园压力，提供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发挥着中坚力量。2016~2017 年，我们对全国公办性质幼儿园的 347 名教师进行了访谈与集体座谈，结果发现：当前公办性质幼儿园的发展存在多方面障碍，如在园所运营上，缺少优惠政策，面临经费不足、硬件设施差等问题。在我们调研的 103 家企业办园中，52.0％的园所面临入不敷出的严重困境，在师资上存在队伍不稳定、工资低、专业能力弱、培训机会少等问题，无职称的集体办幼儿园教师高达67.6%。公办性质幼儿园的发展与学前教育事业紧密相连，可以说，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得好，一定是公办性质幼儿园办得有声有色，规模强大，有质量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得不顺利，则很有可能是公办性质幼儿园陷入生存困境，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我们要积极、认真倾听公办性质幼儿园办园中的压力与呼声，并从问题出发，研究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并将各种扶持政策、条例落在实处，使得公办性质幼儿园真正迎来改革与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