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破产重整视角下的利益冲突与平衡的问题研究

一、选题背景 

  要探索破产重整程序是否真正能够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并探究破产重整的制度价值功能，需要深入到破产重整的司法实践中，实践现实与规范建构的分离使破产重整程序陷入工具主义的怪圈，削弱了重整制度对利益主体平衡的功能。在立法者经过理性建构，精雕玉琢的重整程序规范框架背后，是破产重整程序中利益相关者在“无知之幕”下，发生了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变化表象，借助法律的实证研究去揭示破产重整司法实现中的真实面貌，以利益相关者在破产重整中的角色出发，解构利益主体利益诉求背后的成因，并进行类型化解析，以发现破产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的聚焦。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主体诉求是多样的，利益主体之间基于其自身的诉求选择博弈的策略，造成部分破产重整程序偏离“司法主导的集体协商平台”这一制度建构脉路，进而增加破产重整程序的经济成本。 实证研究能够发现利益主体真实的利益诉求，利益主体真实的利益诉求可能超越了立法者在制度建构中理性认知，并且可能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转变而改变。法律是滞后的，滞后的规范改变与迫切的现实需求也造成破产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的主要成因。此外，破产重整集体协商平台是为私权博弈提供的制度供给，私权的博弈忽略了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这一破产重整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社会公共利益与私权利益的有序实现是建立在公权力的恰当运行基础之上。行政权的越位与审判权让位都会造成公权力运行的错位，错位运行的公权力让重整程序偏离对社会公共利益应有的关注，并让利益保护失衡，促进破产重整程序陷入工具主义的“污名化”窘境。破产重整程序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是债务人财产价值的匮乏，无论是现金流标准，亦或是资产负债标准，无法满足债权人债权实现的需求均是破产重整程序的发生动因，如果利用破产重整程序满足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是破产重整制度功能发挥的前提。破产重整程序围绕债务人财产与负债进行，债权人利益的更优保护是破产重整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破产程序启动时，债权已经确定，如何深度解析与恰当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可以有效的降低债权人等各方主体的损失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方主体利益，进而在最大限度内实现企业的挽救。 但是债权人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重合，经济人更关注经济利益的实现，社会人更关注自身情感欲望的满足，其重合发生的基础是人的有限理性。因为破产重整程序是建立在重整价值高于清算价值的基础上，有限理性下对情感欲望或其他特定目的的追逐可能诱导债权人理性偏离，破坏破产重整私权博弈中纳什均衡的实现，所以需要程序的设计需要多样化，多样化的制度设计满足利益主体的诉求成为降低博弈主体策略性成本的制度保障。 在破产重整博弈平台功能的发挥中，部分主体的钳制效应影响引发了利益冲突，所以需要公权力的强制干预是强裁制度的价值基础，也赋予了公权力干预私权的空间。但是，公权力的介入应以何种样态，如何在过度介入与过度审慎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为了推动破产重整程序回归市场化轨道，就需恰当配置管理人与法院的权力，实现管理人中心主义，激励管理人积极规范履职。公权力介入的尺度与规制，和管理人间的激励与配合，可以成为破产重整程序走向成功的制度保障。破产重整制度是救治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的“医院”，化解各方利益主体的冲突与实现利益的平衡是实现企业救治的途径，通过重整制度功能的积极发挥构建企业存续是保障利益主体利益的最优路径后，通过法的指引作用将重塑社会公众对于重整制度“污名化”的认知，在社会行为、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多重维度，在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之下重塑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功能。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债务增长速度较快，一方面源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全球范围内主要经济体均采用低利率的刺激政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债务——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大幅度增加源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低利率的资金环境，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超发货币以提高经济增长率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在资金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大规模举债便成为稳增长大背景下负债的选择。旧增长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下，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损害，因此去杠杆是打破旧增长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要的手段。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交易行为通过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得到了有效地保障，而且它为减少交易成本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外部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与政策措施转换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而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与人间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①科学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司法运行方式能够保障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供给，这也是立法者对经济利益调节法的应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