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硕士论文范文：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

  １．２研究内容

  本文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了总结，发现不同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数量以及深度上均存在异质性。以上述发现此为基础，本文提供了一个基于异质性视角研宄自由贸易协定与贸易成本二者之间关系的新想法，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量化了自由贸易协定在“量”与“质”上的异质性对农业、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工具变量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进行处理，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给出研宄结论与政策建议。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分别从两个角度就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成本两个议题对学者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并做出述评。第三章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成本的发展现状。从全球视角出发，总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当前呈现的主要特征，刻画了自由贸易协定条款深度指标，阐述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异质性发展；以全球主要国家为代表考察了贸易成本在不同部门间的发展趋势与特征。第四章自由贸易协定影响贸易成本的理论机制分析，探讨了自由贸易协定影响贸易成本的可能路径，提出研宄假设。第五章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将自由贸易协定的实际数量和核心深度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农业、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对自由贸易协定内生性进行处理之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就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宄结论，并针对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文章的局限性所在，为以后的研宄方向提供参考。在研宄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宄相结合的方法对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成本的发展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在理论研究中主要采用了归纳分析法和比较研宄法。第一，归纳分析法。本文运用归纳分析的方法，总结了学者们既往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贸易成本两个重要议题的研宄成果。从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对贸易成本的既有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自由贸易协定效应的事前分析、事后分析两个维度对自由贸易协定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比较研宄法。本文不仅对不同年份的数据做了对比，刻画了贸易成本和自由贸易协定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还在横向上进行了分组研究。比如，在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现状时，根据其所属地区的不同进行对比研宄，刻画了不同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的异质性图谱；在考察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时，还将其分为整体、农业、制造业贸易成本，从部门的角度来比较不同部门贸易成本的发展趋势。

  ２．２关于贸易成本的研究

  贸易成本的变化作为全球贸易变化的两大驱动力之一（Ｊａｃｋ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其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Ｏｂｓｔｆｅｌｄａｎｄ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０）指出贸易成本不仅是解释国际贸易领域六大困惑的关键，同时也是开启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为此，已经有众多国内外学者对贸易成本进行了相关研宄。这些对贸易成本进行系统研宄的文献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贸易成本的大小，即贸易成本的测量问题；第二类文献主要研宄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第三类文献侧重探讨贸易成本的效应。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仅对第一、二类文献进行梳理归纳。从当的研究来看，贸易成本的测度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利用运输成本、关税配额等可直接观测的单一指标来代替贸易成本的直接测量法；二是利用引力模型根据贸易量来倒推贸易成本的间接测量法。Ｈｕｍｍｅｌｓ（２００１）利用从美国国家统计局、新西兰统计局等获取到的关税信息对贸易成本进行了直接测量。Ｌｉｍａｏ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２００１）利用航运公司将标准集装箱从巴尔的摩运输到特定目的地的报价以及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ＩＭＦ）获得的商品离岸价和到岸价的比值作为运输成本来代替贸易成本。这种直接测量的方法虽然直观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其一，贸易成本的组成成分十分复杂，直接测量法显然无法涵盖其所有成分。其二，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承诺的名义关税尤其是制造业的关税在经过多轮磋商以后己经大大降低（以英国为例，２０１５年英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制造业的双边平均税率仅为１．０６），非关税壁垒在贸易保护措施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但非关税壁垒难以精确量化且不同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其限制作用各不一样。其三，直接测量法显然忽略了贸易双方国内存在的贸易成本，阻碍商品贸易的因素并未因商品的“到岸”而消失，进口国的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李坤望等，２００６）［２９］。在引力模型的应用中，ＭｃＣａｌｌｕｍ（１９９５）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对加拿大各省之间以及加拿大一省与美国一州之间的贸易量进行了实证研宄，在控制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之后，他发现加拿大省份之间的贸易量是加拿大某省与美国某州之间贸易量的２２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ｖａ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２００３）［３１］将多边阻力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理论之中，从而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但是在该模型中，由于生产和消费均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比较静态分析是无效的（Ｎｏｖｙ，２００６）。基于此，Ｎｏｖｙ（２０１２）对引力模型做了更进一步的改进，与以往的引力模型相比，此模型的优势在于：第一，从可观测的贸易数据中推断出总贸易成本，无需假设贸易成本函数，从而能够抓住影响贸易成本的全部因素。第二，该模型推导出的贸易成本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可观测贸易数据的函数，从而可以形成连续的面板数据。第三，将多边阻力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放松了双边贸易成本对称性假设。目前，ＷＴＯ共有１６４个成员国，此外还有２３个观察国。然而，随着ＷＴＯ成员国数目的快速增加，其所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也愈发艰难，这主要是由于众多成员国很难寻求一致的利益诉求，这一情况从多哈回合谈判的步履维艰、坎昆会议的无果而终便可见一斑。而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签订主体较少，协议的达成更加快捷灵活，在降低关税和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当前的区域贸易协定在继续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且尽可能多的涵盖诸如劳工条款、通关合作、知识产权等议题，这使得各国在主动谋求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红利以及被动避免边缘化的双重动力下将自身利益诉诸于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以求进一步强化经贸往来。

  本文对学者以往就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成本两个重要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在归纳分析之后发现既有文献对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研宄较少，且研宄视角单一。本文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了总结，发现不同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数量以及深度上均存在异质性。以上述发现为基础，本文提供了一个基于异质性协定的视角来研宄自由贸易协定与贸易成本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新想法。利用１９６个国家两两配对共１９１１０个国家组合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量化了自由贸易协定在数量以及条款深度上的异质性对农业、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的影响，并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进行了处理。通过构建以关税、制度距离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对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更进一步地，本文还就两代贸易政策议题的维度对其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最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国家组合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数量上的不同会对农业、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但对制造业贸易成本的降低效应要小于其对总贸易成本的作用幅度。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对农业贸易成本的影响与上述其对制造业贸易成本的影响恰是相反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上升会显著促进农业贸易成本的増加。第二，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深度对农业、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同样存在异质性影响，且影响方向与数量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方向相同。自由贸易协定核心深度的增加会使农业贸易成本上升，但会显著降低制造业以及总贸易成本。第三，将自由贸易协定的实际数量（核心深度）滞后一期作为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核心深度）的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一二阶段最小二乘法ＯＶ－２ＳＬＳ）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之后得到了与上述基本一致的结论，但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小幅上升表明忽视内生性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第四，以关税、制度距离分别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通过显著降低关税、缩短缔约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从而对贸易成本产生影响。此外，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二者对贸易成本产生的影响均为部分中介效应。第五，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两代贸易政策议题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发现“ＷＴＯ＋”条款和“ＷＴＯ－Ｘ”条款对总贸易成本的负向影响相差不大，在考虑到二者的法律可执行力之后，二者对总贸易成本的影响更是相差无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考虑了法律可执行力之后，“ＷＴＯ＋”条款和“ＷＴＯ－Ｘ”条款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均有所下降。

  ６．２  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己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有１８个，涉及包括新加坡、巴基斯坦、澳大利亚、东盟十国等在内的２４个贸易伙伴国。此外，我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协定的升级谈判）有１３个，正在研宄的自由贸易协定有８个？。根据本文的研宄结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为我国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积极拓展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自由贸易协定是加快一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降低贸易成本，进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要积极发挥自身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轮轴国”的作用，抓住布局机会，保持自由贸易的包容性，积极寻求更多可能的合作伙伴。一方面，要发挥地缘优势，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要主动突破地理限制，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之上加快部署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化发展，为贸易成本的下降进而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提离自由贸易协定的质量，迈向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建设，第一，对我国目前己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积极进行升级谈判，完善己有议题，逐步拓展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议题边界，将更多高标准的议题纳入其中，将短板补齐，以保持自由贸易协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性、高效性。第二，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提高协定深度，除了要包含如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出口税等ＷＴＯ框架内传统的“边境议题”，也要逐步接纳与试行目前在ＷＴＯ框架内尚未达成一致的“边境内议题”，如人权问题、医疗卫生、教育与培训、反腐败、税收政策、环境保护等。第三，提高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质量，构建包含更多现代高标准、高质量的协定，最大程度上释放制度红利，降低关税、缩短制度距离，搭建以制度红利释放为导向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明确核心利益诉求，寻求利益诉求的均衡点，第一，寻求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诉求均衡点。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建设对制造业和农业部门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如何在两个产业部门的整体高度上构建自由贸易协议网络，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在两个产业部门的核心利益诉求，使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在一个产业部门释放制度红利时，尽可能避免对另一个产业部门产生损害。必要时，应对农业生产部门实行适度的资源与制度倾斜。第二，寻求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建设目标与国内经济、文化、制度实际发展情况的均衡点。在吸收高标准的协定议题时，要结合国内各层面的实际发展情况，覆盖率高、法律层面具有强制执行性的协定条款往往意味着其发展成熟，并为各国普遍接受，可将这类条款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打造出一个“中式范本”，在这个范本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细节的谈判、敲定，提高谈判效率；对于覆盖率比较高但可执行力差的条款，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度加大条款承诺力度，释放制度红利；对于覆盖率低但可执行力强的议题，可以发挥自由贸易园区的“试验田”作用，先实验后推广；对于覆盖率低且可执行力差的条款，要结合国情保持谨慎的态度。第三，寻求自由贸易协定中权利与义务的均衡点。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适当增强主动性，挖掘攻势利益，勇于提出要求，最大限度的争取本国的经济利益，寻求权利与义务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