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文化财富的积累,是文化力向生产力转化的动力前提,它遵循资本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文化的独特特征。文化资本的运行是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向资本形式的动态传递,要在场域中由个体实践完成,且受到习性、符号等因素的影响。
绪 论
进入 21 世纪,社会巨变。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和知识型社会的到来使得“文化资本”成为热点话题。自马克思《资本论》以来,对资本的研究日益深入,布尔迪厄将资本从经济领域扩延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地提出文化资本理论,并将其分为具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体制化文化资本三种类型。循此脉络,文化资本在个体发展、文学艺术发展、社会体制发展、文化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有独特效用。因此,在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当前,研究和恰当地实践文化资本的理论有其文艺社会学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在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加速了知识与文化的全球化。在此背景下,文化资本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一方面,适度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和多层次的文化需要;另一方面,资本对文化的隐形操控和盲目追随又让其成为商品物的一部分,通俗文化和娱乐文化大行其道,文学经典和严肃文化的神圣地位受到冲击,知识分子困于此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能够借助资本进入生产和消费环节,资本可以赋予文化以更多的经济卖点以吸引大众消费。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重新考察社会、文化、文学、教育和个体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为经典文化重回大众视野和知识分子重拾文化信仰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途径。 从文艺学学科角度看,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又一角度,成为重新认识个体发展、文化产业和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他批判吸收马克思资本、增殖、异化等理论观点,遵循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论倡导,客服主客观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考模式,运用关系性思维方式考察实践,提出资本、场域、习性、符号多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其中文化资本在构成场域、生成习性、创造符号价值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值得深入挖掘研究。 从文艺社会学角度看,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体现了当下社会中文化因素与经济社会的资本因素之间的深层关系,对我国当前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面对当下社会中文化消费的不良现象、文学经典的误读错读、知识分子的矛盾处境、文化产业的发展瓶颈等问题,文化资本理论都能一一追溯原因并对症下药,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文学发展、个体发展等提供启示。
二、研究现状
文化资本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虽然布尔迪厄没有对文化资本做出明确的定义,也未形成理论体系,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引发了各国的关注和思考。1999 年 6 月,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经济学促进协会赞助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文化资本与发展”议题首次被提出。2002 年布尔迪厄逝世后,对布尔迪厄及其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高潮,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梳理和研究,将之应用到不同领域也有见成效。 布尔迪厄最初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是为了研究不同阶级背景下的孩子,在接受教育和未来的发展这两方面的不同结果,他经过研究得出结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后代更容易收获学业上的成功。为了完善文化资本这一理论,布尔迪厄从阶级、权力、教育等不同领域入手,形成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论论述,与罗克·华康德合著了《实践与反思》一书,书中可见华康德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思想进行的整理总结。除此之外,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四方面。文化资本概念的厘定。约翰·费斯克指出,“文化资本这个术语最早在皮埃尔布迪厄的著作中得到了专门论述,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实践价值及语言特征的不平等分布。”在《实践理论中的文化与文化概念》一文中,爱德华·李普马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进行了文化定位及文化相关权力建构的研究;澳大利亚学者戴维·思罗斯比在《文化资本》一文中对文化资本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了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的意义,并将文化资本视作以物质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此外,詹姆斯·费雪将文化资本看作一种可以习得的文化能力,这种文化能力对个体实现价值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文化资本与经济场的联系。罗纳德·弗莱尔在《文化资本》一文中将文化资本理论引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使得文化资本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助力;阿伦·斯科特在《文化经济:地理分布与创造性领域》一文中从地域角度对与文化经济相关的文化产业、文化团体、文化生产制度、文化产品进行了分析论述,进而阐明文化资本与经济的地域性关联;约瑟夫·多尔蒂在《用于全球冒险的文化资本》一文中将文化资本置于经济、政治、安全的全球化视野中,赋予文化资本以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文化资本:重估艺术,重制城市空间》一书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整体分析,指出文化产业可能面临的危机,并结合具体案例给出了重估艺术、合理重构城市空间的建议。 文化资本与政治场的联系。在《文化资本的政治表现——析为沙俄效力的波罗的海德国人现象》一文中,伊万·撒列尼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波罗的海德语人群因其文化资本的特殊性而有的政治表现,从侧面反映了政治场中的文化资本所起的隐蔽的作用。此外,亚历克斯·摩尔的《文化资本、符号暴力与专制——布迪厄对制度文化主义的揭露》、苏珊·拉伯格的《把性别整合到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中去》、比尔·马丁和伊万·撒列尼的《超越文化资本:走向一种符号支配的理论》、约翰·霍尔的《文化资本:等级地位、阶层、性别和种族的不全面研究》等文章,都在社会关系、社会等级、种族习性、性别等诸多层面上对文化资本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讨论。 国内学者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打下了研究基础,对文化资本概念在不同范畴内的定义也有据可依,运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我国现实进行的分析研究也较为全面。但仍有不足之处: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进行概念界定时缺乏具体语境和对象,对文化资本的运行机制未进行明确梳理,对文化资本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论述中尚有未涉及的领域且缺乏细致的研究。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如何使资本更好地为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助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当代知识分子重塑社会形象、重构经典文学的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笔者决定沿着前人的研究轨迹,重新梳理布迪尔厄文化资本的理论渊源、论述语境和具体实践过程,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复兴、经典文学的回归、知识分子的转型发展等研究尽己微劳。
第一章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溯源
资本在出现之初并没有作为理论概念被重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它才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学者研究的对象。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以物易物到等价交换,“资本”的概念和内涵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深化,从资本角度看社会成为研究常态。而将一直被视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因素引入对社会经济基础和阶层关系的分析却始于近百年。虽然布尔迪厄算不上第一个把“文化”变量引入社会阶层分析的人,但他绝对称得上是在此研究上进行的最深入、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布尔迪厄称文化是“一种独立的自变量”,它蕴含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之中,成为除资本之外另一重能够对个体的社会阶层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于是,此时的文化不再仅指狭义的文学艺术,也不再仅限于社会意识层面,而成为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类似的一种资本,文化资本由此出现。
第一节 资本的内涵及其发展
“资本”一词的出现显然与经济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资本最初被发现是在经济领域,最先对资本进行研究挖掘的正是经济学家。何为资本,资本的模糊形态和确切内涵,那一时期所谓资本的生成、积累、流通、转换等问题,都处于被讨论的范畴之内。实际上,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资本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范畴,直到布尔迪厄出现,从非经济学的视角对资本维度加以扩展,形成了资本、场域、习性、符号等互为作用、互相影响的理论体系,使得资本除了参与常规性的经济活动以外,还进入了知识文化、权力权威、甚至人际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具备了多重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资本是与生产力密不可分,生产力为资本的显现提供了条件,资本也常常与生产、经济相联系。虽然东西方历史上对资本的记载和研究年代跨度大,资料分布不甚均匀,但仍为我们提供了真实可用的素材。 在西方,“资本”一词最早见于拉丁文词汇“capital”,其词根“capit”源自拉丁文“caput”,意为“头部”,引申义为“重要的,首位的”,12—13 世纪时在经济活动中就有“资金”“存款”“款项”和“生息本金”的含义了,发展到 14 世纪,这一含义的使用更加普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和《韦氏词典》,“capital”一词出现于 13 世纪,其内涵主要指向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常常被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理所当然成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名词。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学派和重商主义的对立面,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于农业的发展,发展农业比发展商业更为务实和正确。其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提出,货币不是资本,前者是获取后者的一种介质。相对于他的绝对性划分,杜尔哥则对资本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分析。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他把资本和利润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认为“无论是谁,只要他从他的土地收入上,或从他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的工资上,将必要的支出降低在他的收入范围以内,那么他就可以将所余收入积累起来。这种积累的价值就是所谓‘资本’。”同时,作为可以“积累的价值”,资本以货币为其具体表现形式。这为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研究基础。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无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将资本理解为是一种生产要素,从生产过程和生产效益的角度研究资本,将资财和货币看作资本的一般表现形式,还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将资本直接等同于生财本钱或生产工具,关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这些观点都只注意到资本的经济属性,忽略了它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因为资本首先是为人所利用,才能进入经济领域,才能进行增殖和再生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资本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方式,发现了资本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实际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无偿剥削。资本及其运作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一环,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在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货币不可或缺。从“商品-商品”发展到“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充当了交换媒介,成为等价交换商品的中间介质。需要指出,这里的商品并非某一特定商品,而是对所有商品形式的一种普遍代称。马克思注意到,货币并非只有交换功能。“作为货币的货币只是实现了商品的交换,作为资本的货币却实现了价值的增殖。”后者对应的流通过程为“货币-商品-货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完成了向资本的转化,即剩余价值的形成。“货币-商品-货币”过程被马克思表述为“G-W-G”,以货币购买商品为始,以出卖商品获取货币为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数量货币的投入会换来大于原数量的货币收入(否则将成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活动)。所以“货币-商品-货币”过程更接近于“G-W-G’”公式,G’是在原来 G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定货币量后达到的货币数值。增加的这一部分货币,马克思称其为剩余价值。这一公式直观地体现了剩余价值的形成,然而真正的价值增殖却并非发生在流通过程中,而是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要历史地看待资本,以劳动为原点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这样记载:“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就是劳动力,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货币所有者(也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支付货币以完成交换。劳动力成为商品,说明劳动者有且仅有,可以且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不仅可以生产出维持劳动者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还可以生产出劳动者用于掌握劳动技能和接受教育所需费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可以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资本家只需要在形式上支付一定的“工资”,就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超过“工资”对应价值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最初表现为货币,但资本与货币有明显的界限划分。货币只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完成商品交换,不具备增殖的可能性;而资本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存在的,不断增殖是其特征和目的。
第二节 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作为资本的文化是我们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研究文化资本,首先要明确文化的内涵与功能。纵观中西方历史长河脉络,文化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文化的解释却争议颇多。研究文化内涵的历史演变,既可以从多角度洞察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可以正确把握文化研究的方向。在西方,“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拉丁文是“cultura”,本义为“耕作”,即开垦土地、栽培植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产劳动的丰富,“文化”逐渐转向对诸多范畴的概说。《牛津词典》中关于“文化”(culture)的解释包含:第一,一个特定国家或群体的生活方式、民风信仰以及社会习俗;第二,一个群体的美术、音乐、文学等艺术类型的风格特征;第三,一个国家或特定群体的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心理看法和精神信仰;第四,为获取特定的动植物果实而对植物、动物进行种植和培育;第五,出于医学与科学研究目的,对人或动物的细胞进行培养和培育。这些解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种植培育植物、动物的功能;人类社会中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的统称。后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言说的“文化”。17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普芬道夫提出:“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上是同义词,它首先是作为社会的人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探索人类群体建立基础的一致性,是人类的各种潜在能力依据自然权利做出的表现。”他将文化分解到个人的社会活动中,赋予文化能动性和实践性。1871 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中指出:“文化或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而言,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然而泰勒只是指出了文化的具体类别内容,并没有真正给文化下定义。到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化与兴起,很多学者开始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概念界定,一时间文化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广泛的涉及和层次不均的解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将文化置于民族和社会的宏观视野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词,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这一阶段的文化已经具备了文化资本的习得功能,文化的定义中蕴含了资本的特征。纵观西方关于“文化”内涵的发展史,大概包括核心界定、表征描述和社会运用三个层面。总而言之,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切具有指导意义和功能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集合体,文化或文化的表征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章 文化资本理论的架构
结 语
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自己,创造了文化。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剥削实质和资本增殖性特征,从文化角度论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经的文化建设之路。新社会条件下,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理论,为人类从思想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考察文化、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文艺社会学意义。首先,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布尔迪厄把文化资本视为除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外的又一能够影响社会结构、文化建设、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他对文化资本的论述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引导人们发掘隐藏在经济外表下的、社会深层结构中蕴含的广泛且深厚的文化资本形式。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拓宽了传统意义上资本的边界,另一方面将平时以隐性方式存在的文化显性化为资本,为研究和推进文化建设、社会发展提供了更清晰的理论和实践工具支持。其次,文化资本的运行机制囊括了布尔迪厄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要素,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为当下文化资本的现实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第一,文化资本的运行无法脱离客观的具体的场域环境,经济场、权力场、文学文化场成为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第二,文化资本的运行需要习性的主观把控和调节,习性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能动性和生成性,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资本实践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第三,文化资本的运行有时借助符号和符号权力的形式加以呈现。符号和符号权力的“误识性”使其可以合法代言文化资本,并辅助文化资本的阶级传递和阶级巩固,这令文化资本有时会隐形于社会表层结构之下难以察觉。再次,文化资本理论的宏观领域实践表现为文化资源资本化、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为新时期进行文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一方面,文化资源资本化就是利用文化资本的流动性将文化资源由潜在的资源状态活化为实在的可盈利的实物或资本形式,文化资源的文化性和资本性成为其能够被活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以兴盛除了归功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还依赖劳动者的文化创意、智力投入等,离不开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最后,文化资本理论的微观领域实践表现为个体文化资本的积累和知识分子身份作用的再发现,这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行的人才发展策略。传统社会中个体文化资本的习得目标明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价值往往由社会决定,其命运与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在消费社会和知识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文化资本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性、现代化特征,个体积累文化资本显得必要且紧迫,传统文化资本和现代文化资本一起,为知识分子完善自我、投身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必须承认,面对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很难短时间内做到将其进行全方位研究和深层次挖掘,本论文对论题的研究并不全面。第一,由于一手资料收集较为困难,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挖掘不够全面细致,文化资本理论对知识型社会的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发展、新型知识分子的定位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仅对其进行简单思考。第二,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作为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在文化领域做马克思在经济领域所作的事”。用文化资本理论关照当下社会文化建设只是其理论价值的一个方面,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还涉及社会阶层、政治权力、学校教育等多个方面,有待深入挖掘。第三,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以关系性思维方式考察文化作为资本对社会结构方方面面的作用和影响,但在具体实践应用中,有时会出现因为过于强调文化的资本性特征,忽略了其首先作为文化应具备的非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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