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对建筑的认识很大部分来源于帕拉第奥以及维特鲁威。但歌德并未止步于二者的研究,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学习发展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建筑作品应该为人体的运动感服务、建筑可以根据建造目的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等。
绪 论
歌德在国内一向很受关注和喜爱,其大部分著作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目前关于他的研究著作与文章更是浩如烟海,但国人对歌德建筑观的认识依旧很不全面。谈及这位文化巨人,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等这些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品,只知道他对文学与科学的贡献,而不太了解他对于建筑方面的研究与贡献。本文旨在探讨歌德的建筑观及其形成的原因,同时分析他在建筑领域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事实上,歌德关于建筑的文字确实不多,根据撰写时间的先后来整理,这些文献主要包括:青年时期满怀激情写下的关于斯特拉斯堡的论文《论德意志建筑》(1772);意大利之旅结束后写的两篇题为《建筑》的未刊文章(1788、1795);自传《诗与真》(1809—1813)中的关于建筑的理解;稍晚完成的著作《意大利游记》(1816—1829)中关于文艺复兴及古典建筑的记述;最后是 1823 年发表于《艺术与古迹》杂志上的《论德意志建筑》。另外在中国知网上查到的文章中,也只有寥寥数篇论文涉及歌德与建筑,可供参考。第一篇是王静和张典的《歌德<论德意志建筑>的美学精神》,载于《东方论坛》2013 年 2 期。这篇文章意识到《论德意志建筑》在歌德艺术观念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欧洲艺术史上的一篇重要论文。王静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张典主攻西方美学研究,二人的关注点是在美学方面,试图阐述“歌德理解的德意志哥特式精神实际上并不是中世纪的哥特式精神,而是一种明显具有新古典主义人性内涵的新的时代精神。”照两位作者所述,《德意志建筑》的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德国新古典主义的批判;2、对德意志哥特式建筑精神的重新认识;3、从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独特性角度提出特征论观点。从以上归纳明显可以看出,两位作者的不足在于他们没有仔细考察歌德关于建筑的具体观念,而满足于“德意志民族精神”、 “哥特式精神”或“人性”等宽泛的黑格尔主义式美学概念,导致他们认为歌德此文并不是从建筑史的角度分析斯特拉斯堡主教堂的风格,而主要是为了强调斯特拉斯堡主教堂是德意志精神的表现,这种看法明显有所偏颇。除此之外,两位作者还直接用歌德中后期的思想来解读这篇早期的建筑论文,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歌德关于哥特式建筑的思想变化。第二篇是李军的《理解中世纪大教堂的五个瞬间》,载于《美术研究》,2017年 02 期。李军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从事文化遗产和跨文化、跨媒介艺术史研究。这篇文章就什么是一座“中世纪教堂”、什么是“哥特式艺术”的问题,根据五种理论给出了五种不同的答案。首先讨论的就是歌德,文中谈到歌德在瓦萨里建构的风格与民族性訾议风行近两百年之后,“以青春期特有的否定性认同方式,以大无畏的‘狂飙突进’的激情将缙绅先生唯恐避之不及的‘哥特式’收归己有。”而歌德在 1772 年写下的《论德意志建筑》则是为“德意志建筑艺术翻案背书的檄文”。作者谈到歌德的这篇文章本身是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历史根基上。例如,此文的题献对象埃尔文·冯·斯坦巴赫,并不是斯特拉斯堡主教堂的主设计师,他只是现存西立面的设计者;而教堂的主体部分以及十字翼堂都是典型的罗马式而不是歌德称颂的哥特式。所以斯特拉斯堡主教堂的形式渊源更偏向于法兰西。青年的歌德面对这座教堂,更多的是表达德意志精神,把教堂归为德意志民族艺术。《理解中世纪大教堂的五个瞬间》叙述了五个标志着哥特式艺术研究曾经有过的重要历史瞬间,而歌德只是其中之一,此文并未对歌德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与理论贡献进行深究。综上所述,国内专门研究歌德与建筑艺术的关系的文献资料很少。歌德在建筑理论方面所做的贡献多被人们所忽略。但是纵观歌德一生,他都从未放弃对于建筑艺术的探索与热爱,他关于建筑的文字虽然不多,却贯穿其一生的各个时期。正如陈平教授所言:“它们不是所谓的专业性的‘建筑理论’,但却是建筑文学宝库中的瑰宝,透过它们可以一瞥建筑艺术对人类精神的巨大影响力,也可追踪这位伟大诗人浮士德式的追求自我完善,追求美、追求真知的精神历程。”
第一章 德意志人的“上帝之树”——哥特式建筑
“很少有这样的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就把巴别塔的理想理解得如此透彻,如此深远,连最纤小的细节也具有必不可少的优美,就像这株上帝之树一样……它们像一株崇高壮观、浓荫广覆的上帝之树,拔地而起,千枝纷呈,万梢涌现,树叶多如海中之沙,向着四面八方的国土宣告它的主人——上帝的荣耀。”在这篇《论德意志建筑》一文中,歌德用 “上帝之树”这个词来形容斯特拉斯堡主教堂。在圣经诗篇中香柏树即称为“上帝之树”,它是完美向上、尊贵生命的象征,并被称为植物之王,同时它也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上帝之树”也代表着基督教徒在主面前的期许和希望。由此也可看出,歌德对于这座斯特拉斯堡教堂的评价极高。但关于“上帝之树”这种形象而特殊的比喻,可能更多的要归结于歌德对于植物学的研究。1776 年定居于魏玛的歌德,收到了公爵赠送的一个花园,然后便坚持在这个花园中有规律地栽种各种植物,还养殖小动物。并且在魏玛以后的任职期间一直对植物学的研究热情不减。即使后来旅居意大利期间,依然乐此不疲地与植物为伴,并最终于 1790 出版了著作《植物变形记》。这是一篇关于花叶变形的理论,歌德对于植物学的情有独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歌德在建筑学方面的观点。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详细展开,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第一节 斯特拉斯堡主教堂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于 1749 年 8 月 28 日出生于法兰克福镇(位于现在的黑森州)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 年 9 月 30 日,由于大学开学的日子临近,加之他对这座生长的城市越来越感到厌倦,歌德毅然选择了离开法兰克福,远离家乡,去往莱比锡;在 1765 至 1768 年间,歌德都在莱比锡学习法学。然而,1768 年 8 月 28 日,由于身体原因歌德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家乡法兰克福治病。他自嘲道:“沉思和忆起我离家时的情景、目的和期望,现在仿佛一个海上遭难者那样回来。”但回家时家人对于歌德的欢迎又使他感动非常,尤其是他的妹妹,在治病期间一直陪伴照顾着他。在歌德的描述中,他的妹妹“是一个性情难以捉摸的人,严格和温和,执拗和柔顺的极奇特的混合物,”而父亲又总是各种约束她,让她觉得十分不自由,所以导致妹妹对父亲态度也是极其冷酷,但也正因为这样,妹妹把所有的爱慕之情全都倾注在歌德这个回家养病的哥哥身上。和病魔抗争了长达一年半之久,歌德终于康复了。于是 1770 年歌德决定再次离开法兰克福。如果说第一次离家是因为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而这次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家庭的厌倦。养病期间,歌德吃尽了苦头,连带着对于家中美好的房子(见图1、2)和庭院都感到了厌烦,更重要的是,歌德对于父亲在他生病时表现出的冷酷态度,感到非常的不快,以至于父子俩已经不能保持着正常的良好关系了。所以对于父亲打发他到斯特拉斯堡留学这件事,歌德默然接受。不过临行前和父亲的小争吵促使歌德更快地离开了法兰克福,远离父亲。有趣的是,这次的争吵原因是因为歌德对自家房屋的建筑观点与父亲不和:歌德生于 1749 年,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已经波及欧洲,随着德国学者温克尔曼美学思想的传播,古典主义复兴,当时人们所推崇的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在这种情况下,歌德之前接触的教育几乎都源自于古典主义的影响。来到斯特拉斯堡之后,歌德才有机会身临其境感受在他心目中曾被视为“丑陋不堪、毛发卷曲的鬼怪”的哥特式建筑——斯特拉斯堡主教堂。并且从第一次见后,就有意无意地被它所吸引。甚至晚上在街上打转观赏四周的建筑物时,注意力也全被这座教堂所吸引。根据歌德自己在自传中的叙述,他有个特别使他惴惴不安的缺点,即从高处望下来,总会觉得一阵晕眩,也就是我们现在医学上所称的“恐高症”。歌德为了克服这一缺点,采用了极为激进的方法来矫正。比如常常独自登上斯特拉斯堡主教堂的塔顶上去,然后就坐在塔尖的球顶或称之为塔冠的下面、塔颈上头的地方,在那儿先坐上大约一刻钟左右,再努力让自己大着胆子走到露天中,站在一块面积不大并且没有设置防护栏的平台上,去尝试这一类惊恐和折磨的滋味,直到自己对于这种状态习以为常、感受不到任何不适。
第二节 科隆主教堂
1810 年,歌德结识了布瓦塞雷(Boisserée)兄弟,接触到了他们精心绘制的科隆主教堂素描,使他对这座建筑有了了解,并通过一番仔细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它“的确堪称此种建筑风格的一流代表”。科隆主教堂,全称“查格特·彼得·玛丽亚大教堂”,位于德国科隆市,是一座集宏伟和雅致于一体的天主教主教堂,是欧洲三大宗教建筑之一(另外两个为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和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科隆主教堂始建于 13世纪,但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工程延搁,直至 1880 年德皇威廉一世才得以宣告这座教堂的完工,中间间隔超过 600 年。二战期间,这座教堂惨遭破坏,导致今时今日,对于它的修缮工作也是接连不断。在德国所有的教堂中,它的高度仅次于乌尔姆大教堂,是德国第二高的教堂,即使从世界排名来看,它的高度也可排在第三位。当然,评价一座大教堂的优劣,并不取决于教堂的高度。但它的优秀,依然可以让它成为哥特式教堂建筑中最完美的典范。科隆主教堂凭借着 157 米高的钟楼,使它一跃成为整个科隆市最高的建筑物。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众所周知,科隆主教堂的完工,可谓是历经磨难。1248 年 8 月 15 日,科隆市的主教康拉德·冯·霍施塔登为大教堂动工举行了奠基仪式,直至 1322 年唱诗堂才得以封顶,中间历经 74 年,因故停工多次。所以当唱诗堂封顶的时候,科隆市的人们都特别的激动,便在兴奋之余,一起商议,决定由政府出面做出规定,自那日起,科隆城内所有建筑物均不得高过科隆主教堂,这样人们便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教堂,仰望神明并衷心祈得庇佑。此外协议还要求,科隆市的子子孙孙都必须无条件遵守,不存在时间限制。最后,他们把协议的内容刻在石碑上,放置在科隆主教堂的大门旁侧,以示后人。可惜的是,这块石碑后来因为战乱等各种原因被火灾销毁,未得以保存。但刻在石碑上的协议却深深地印在了科隆人民的心里。据说,21 世纪,一家高速发展的通信公司想要在科隆市修建一座高达 368 米的电视塔,即使他们事先考察过科隆,也知道存在着那个古老的协议,但这条年代已久的协议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既可以让他们公司成功入驻,也会给科隆市的人们提供很多就业的岗位,还可以带来极大的通信便利。所以他们很快联系上了科隆市的市长,满怀信心地讲述了他们的计划,然而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面对这么大的现实利益诱惑,市长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作为科隆市的市长,他了解科隆人对于那个古老的协议的尊重与坚持。但这家通信公司并未死心,他们又联系上了议会,在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有一部分的议员开始动摇,由于意见的不统一,最终决定采取全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在科隆修一座高达 368 米的电视塔。结果不出所料,通信公司再次被拒绝,只好放弃在科隆修建电视塔的计划,而把目标转向柏林。所以,直到现在,在科隆依然没有任何一栋建筑的高度超过科隆主教堂。这是笔者之前在《意林》上读过的一则美文,真实性可能有待考察,但科隆主教堂至今仍然是科隆市最高的建筑物这点毋庸置疑,那项政府颁布的规定也真实存在,这既是科隆人们精神信仰的一种体现,也从侧面体现了这座教堂的价值与重要性。建造这座大教堂的初衷是为了保存一件战利品——朝拜初生基督的东方三圣王的遗骸。这件战利品是德意志皇帝,同时也是科隆大主教的莱纳德在一次征战米兰得到的。这件战利品让科隆成为当时最有名的朝圣地。而整个德国人民都也都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建造世界第一大教堂,所以这座大教堂可谓工程浩大,整个建造期更是跨越了六个多世纪,至今仍有多张设计图保存。
第二章 在古典的国土上进行建筑学研究
第一节 意大利之行
1786 年歌德仓促地离开了祖国,奔向他心驰神往的古典世界——意大利。毕竟“从少年时代起,看看罗马的思想就在他的心灵里打上了印记。”在魏玛,只有他亲密的侍从兼秘书赛德尔(Philipp Seidel)知道他要去往何方。为了便利,在意大利,歌德自称“菲利普·米勒”(Filippo Miller),并称自己为德国画家。而他给家里写的第一批信件,都没有标注日期。也许是长期以来所受古典教育的原因,使得歌德最终还是放不下意大利这片古典的乐土。所以这次旅程虽然开始的突然,却又在情理之中。赵乾龙在他的中译本《意大利游记》的译本序中就总结出了几点歌德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出走意大利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歌德的天性,加之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喜欢文艺。而父亲 1740 年也曾游历意大利,并且很享受自己的意大利之旅,回来时还带回了许多纪念品——软木建筑模型、油画和素描、贡多拉模型等等——这些都深深地留在了歌德的童年记忆里。然后是政治上的失意,众所周知,歌德在魏玛做官十多年一直备受魏玛公爵的青睐。然而在后来的几年,由于政见上意见不同,歌德与公爵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歌德主张政治改革,主张减税为民,而公爵却习惯了铺张浪费。歌德主张和平,可是公爵却要穷兵黩武。所以,1785 年同普鲁士结盟反对奥地利这件事,成功地让歌德认清了现实:他不应该把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寄希望于一个公爵身上。想通了这点以后,他就不愿意继续浪费光阴在这里了。
第二节 读维特鲁威和帕拉第奥的书
在《意大利游记》中,1786 年 9 月 19 日考察维察琴时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歌德第一次看到了帕拉第奥的作品——帕拉第奥大楼——的反应,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帕拉第奥还是他的建筑作品,歌德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佩夫斯纳在他的《歌德与建筑》(pevsner Geothe and Architecture)中提到歌德很早就痴迷于帕拉第奥,当他在 1795 年和“他的艺术之友亦是导师”的海因里希·梅耶(Heinrich Meyer)谈到帕拉第奥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个人越研究帕拉第奥,就越会发现他的天赋、专业、满腹经纶、多才多艺以及优雅。”而《意大利游记》记录了歌德作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从布伦纳山口到威尼斯这项这部分的研究考察,也表明歌德对艺术的兴趣主要是集中在帕拉第奥的建筑上。事实上,歌德也确实一直在追逐着帕拉第奥的脚步。9 月 19 日刚参观完了帕拉第奥大楼之后,9 月 21 日他就特地去拜访了老建筑师斯卡莫齐,只因这位建筑师出版了帕拉第奥的建筑,歌德希望他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些指导。随后又去观赏圆厅别墅,这是一座歌德认为极其豪华的别墅,甚至觉得“也许建筑艺术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豪华程度。
第三章 “浪游者”的建筑评论标准
第三节 建筑的三个目的
结 语
歌德虽不是以为成就斐然的建筑史家或建筑理论家,却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建筑批评家。他似乎生来就对建筑有良好的感觉,在未经系统的建筑学教育的情况下,他仅凭直觉就意识到,斯特拉斯堡本应享有更辉煌的声誉。他以他的一两篇文章大大推动了哥特式复兴运动,抹去了强加在哥特式建筑上的种种非议。在很多德国艺术家心中,他曾是英雄和卫道士。然而这位建筑批评家,在亲眼见识过意大利古典建筑的伟大之后,转而致力于研究和支持古典主义建筑理论。“恩格斯称歌德为‘最伟大的德意志人’,而又说:‘歌德有时伟大,有时狭小,有时是反抗的,嘲笑的,轻蔑世间的天才,有时却是谨慎的满足的狭量之俗物。’”90 事实证明,这个伟大的天才确实具有两重性。当然这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阶级地位等因素密不可分。所受教育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让歌德早年固步自封于魏玛;而对于南方的渴望,性格中的自由叛逆又使他勇于打破现状。也正是如此,他在建筑领域的探索有着看似戏剧性的变化。从被斯特拉斯堡主教堂吸引到沉迷于罗马古典主义建筑世界,再到重新参与到科隆主教堂平面图的修复工作,期间经过 50 年的学习,歌德终于以理性的态度,重新看待南方与北方建筑样式与风格的成因,从而使他的建筑观念达到了感性与理性、古典与浪漫相融合的境界。同时,歌德也在已有的建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观点,创造性地拓展了建筑理论研究和美学内涵,也成功地影响了德国的一个艺术时代。所以,当他在晚年时,追忆对于初见斯特拉斯堡主教堂时的感受,坦然地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可感到羞愧的”。因为那时的他“已经感觉到了教堂整体的内在比例,看出了在这一整体中个别装饰是如何发展的”,而这些正是古典主义通过测量所发现的东西。虽然囿于当时的研究条件,他未作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凭他对美好艺术不懈的追求,正直的品质,良好的审美直觉和精妙的文章,他依旧可以成为建筑批评家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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