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小说的乡土世界

硕士论文网第2021-09-11期，本期硕士论文写作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一篇汉语言文学小论文文章《论刘震云小说的乡土世界》，供大家在写论文时进行参考。

绪论

    刘震云在我国文坛上可谓是独树一帜，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与套路，纵观整个当代文学发展史，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刘震云小说创作既与时俱进，又标新立异，硕果累累。他的身份集作家、记者、编剧、演员和制片人于一身，在这个社会里可谓如鱼得水，他能在创作时面对难以排解的寂寞与孤独，又能在现代传媒面前包装自己，热衷于慈善事业和访谈节目，面对尘世间的繁华，潇洒的展示自己的才华，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他乱语讲史，俗眼看世，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活跃于他的小说世界中，可以说城市乡村、历史古今，无不涉及，无论是“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还是近年来的乡村题材小说热，他都不甘落后。可见他的创作之丰、关注之广、思考之深。
    20世纪80年代,刘震云发表《塔铺》、《新兵连》、《单位》等小说,开始被评论界关注。90年代,刘震云陆续推出一组以“故乡”为题的小说,引起评论界的不同解读。《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这类作品,作家的语言风格猛然一变,评论界对此褒跃不一。之后《手机》、《我叫刘跃进》等作品问世,刘震云“触电”,在大众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也被一些学者不屑。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引起了文坛和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评论界对他萧索的乡土世界从权力论、人性论、文化精神等不同的方面进行评说，但也有不尽深刻、全面的之处。
   由此可见，对刘震云小说乡土世界的认识和评论还有不尽完善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本文旨在比较全面的解读和阐释他的小说中乡土世界的内涵和意义，让读者对刘震云小说中的乡土世界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进一步的论证刘震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独特地位。

一、刘震云小说创作中乡土情结的形成

    俗语有言：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有着不同的地理特色，直观的表现为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行为方式的不同，而深入的表现则体现在活动形态、民俗民情和审美取向的不同，这些都会给生活在那里的作家留下创作的印记。刘震云作为一个有着自己鲜明创作风格的作家也不例外。

(一)无法忘却的苦难

1958年5月刘震云出生，那是一个火红又疯狂的年代。他的出生地是河南新乡延津县的一个小村庄，家境贫寒，从小由外祖母领养长大。他出生那年正值中国建国初期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极左”的政治路线让原本就十分贫困的农民愈加贫苦，广大的农民被饥饿、灾害、贫苦的阴霾所笼罩，缺少吃穿成立他儿时最难忘的记忆，后来他曾回忆说，“有记忆以后就是天天在饿肚子，一天三顿红薯还是吃不饱”，儿时的经历成为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重要取材经验。
现代著名作家冰心的作品能够充满“爱”的诗意，这与她的童年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她在一个优越、和睦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使她对生活和孩子充满了爱心；诗人艾略特在作品中以歌颂“土地”、“母亲”、“农民”的情感基调为主，这与他幼年时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幼年时被保姆抚养，接触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并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能够逐渐的意识到穷苦人生活的艰辛，对劳苦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说，一个人的性格癖好、生活理念乃至审美情趣的生成，都会受到儿时经验的很大影响。
刘震云在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提到，1960黄河发洪水，导致延津一马平川、一片汪洋，打水冲塌了房屋，淹死了猫狗、老太太、娃娃和年轻人。新乡领导1961年给河南省委的报告文件中说,没有菜吃的食堂占整个地区48%,只能吃到3月底的食堂占31.8%。恰恰作家的故乡就在河南新乡。《头人》中说,1960年的申村,二百多斤重的二姥爷饿得上吊死了,人们饿死的很多,大家没的吃就去要饭,甚至人的廉耻在饥饿面前都变得那么一文不值,蓉舅的一个豆面小饼就能让村里的媳妇、闺女争着与他睡觉。可见,人在饥饿面前,生命变得那么脆弱,尊严变得那么轻薄。死亡逼近的时候,“填饱肚子”成了万物之灵的人类唯一的诉求。 “一个小豆面饼一个闺女”,在此,食物的作用被刘震云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面临死亡时人性的疯狂和卑琐也近乎暴露极致。
刘震云不仅将饥饿作为个人的痛苦记忆来写，更将其作为河南乃至中原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来呈现。他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以回溯历史的方式再现了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发生的旱灾、蝗灾。在该作品中，他找到并展示了史料中有关当面灾难的记载，以采访的形式叙述了姥娘、花爪舅舅和范克简舅舅等人的回忆，让读者深切的感受到了当年灾害的残酷。而当时身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官僚却置若罔闻，其中也韵味中作者对此的批判意识是强烈的。
农民作为历史的创造的重要主体之一，然而他们却总是处于被抛弃、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弱势群体，贫穷、饥饿、灾难这些不幸的词语总是与他们相随，“吃饱”、“和暖”这些现今看起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却成了他们的最高追求。刘震云将儿时的个人记忆融入于创作中，却也渗透了万千农民的生命体验和苦难心史，他用悲悯的心灵与如椽大笔将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刻画得细腻而深刻。

（二）无法释怀的情感

乡村是闭塞的，城市则是更加高级的文明阶段的标志。刘震云在作品《单位》、《新兵连》中表现了和许多对于农村生活有刻骨了解的农民一样，有种抑制不住的走出黄土地的冲动与渴望。小说中的人物表面上似乎以不再与故土难舍难离了，但内心深处仍然有着顽强的故土精神。作者站在局外人的位置，有着目空一切的精神优越，踌躇满志的走向城市，但是城市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在纷繁复杂的灯红酒绿中，感受到的是内心的迷茫、矛盾和空虚，自然这时就想到了农村故乡。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怀恋故乡，在城市梦与乡村梦中纠结着。我们可以从他的乡村化的人物作品中看到他们曾作为农民所具有的狭隘、封闭和保守，作为城市市民又展现出的拘谨、苟且和无奈的一面。
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形成了保守封闭、对陌生事物的不安和排斥的心态。以农村的狭隘来窥探外面的世界，以农村的世界价值尺度来衡量人生，必然使作者乃至作品中的人物对城市有一种不适应的心理。他们既充满了对城市的向往、又留存着对乡村生活的忆恋。他们沐浴着城市的文明，又讨厌着城市人心的种种，在这种灵肉分离的精神寄托，成就了乡村人寄居与城市的心灵避难所。城市作为人类精神高度发展的体现，恰恰也是人类欲望的描述。在城市中，个体的精神、自由和情感等因素都受到了束缚，并承受着巨大的无形和有形的压力。可见对于人类个体的生存，却不一定是个体生活的乐园，乡村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精神隐喻。
《新兵连》作为刘震云告别故乡的开始，在他接下来的作品中，各种角色开始背井离乡走入城市。从此开始了一个不断追寻自我又不断否定自我的作家旅程。从《塔铺》中走出的农村穷青年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去城市拼搏闯荡。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由地道的农民变成了单位里的小职员、大小官僚，但是“一些与故乡有直接关系的作品,如《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两个系列,表面上看是写城市的,其实在内在情感的潜流上,也与故乡或农村有很大的关系。”刘震云在小说中描绘的故乡始终是乡村。乡村的乡土本质、乡村的封闭自足最终将回乡人带入到具有奇幻怪异色彩的生灵时代。比如“花朵”除了“恶之花”的寓意外，刘震云还将它作为了拯救故乡乡村的另一个架势。

二、刘震云乡土世界中的人物典型呈现

为更加深入地阐述刘震云小说的乡土世界，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典型：姥娘，孬舅和塔铺。从观其作品，可知塔铺构成了他精神故乡的代名词；姥娘在物质精神上给了作家无限的关怀，在他的作品中，姥娘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物，集真善美于一身，寄托了作家重建民族精神的愿望；而孬舅则作为丑的意向的代表，其目的就是为了审丑来呼唤美。

（一）姥娘——重塑民族精神的寄托

刘震云在小说《故乡面与花》的第二卷中写道：“原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谁知道才刚刚开始;原以为已经到了结局,谁知还在序言之中。接着所有的乡亲悲哀地像过去的野猪一样惨叫了一句:小刘儿,我们的亲人,拯救你的和我们的姥娘,怎么还不出现呢?我们还要在深渊中呆多久呢? ”开始了他对姥娘深情的掉念，寄托了他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代人思想历程的思考，姥娘的离去让他陷入了对人类精神失落的深深思索。
刘震云构建的故乡并非历史和文本上的故乡，而是如何探寻回归精神故乡之路的精神故乡。他一直在思考人类的精神脉搏，他必须找到通向人类精神的路径。他在《故乡天下黄花》的扉页中写道，“此书献给我的外祖母”，被神化的姥娘成为了他联结故乡的纽带，是美的化身和传统精神的典范。姥娘平凡而伟大，对“我”的影响巨大，她这个人是注定要在我人生岁月中骑着潜移默化的前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姥娘这一角色放在刘震云的成长历程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他是由姥娘抚养长大的，姥娘既是村里的名人又是一个干活的能手，姥娘教会了他很多终生受用的道理等等。姥娘作为刘震云精神的寄托，是一个道德范式的象征，正因为有了姥娘的冲动，才有了刘震云深入的探索。在其后的作品《手机》中，奶奶严朱氏成为了姥娘的化身，由于奶奶的去世，严守一悟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格也因此受到了一次洗礼。无论何处，只要有姥娘在，一切丑恶都将被荡涤干净，姥娘作为真善美的化身，与其他作品中扭曲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姥娘的身上寄托了作者内心深处唯一的希望和信念，成为了坚韧、无私和淳朴的化名，刘震云呼吁人的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姥娘成为了这一切努力的承载和寄托，隐喻着人类最后的栖息之所。

（二）孬舅——呼唤美好的丑恶之象

“丑”在文学艺术中，是一个没学范畴，只人与客观事物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否定性关系。丑普遍存在与自然、社会和艺术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它能唤起人们一种否定性的审美体验。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没的意向呈现的比较少，因此，有人这样评价他的作品：“没有对人生、历史、世界晦暗的存在场景投进一束光亮，也没有敞亮生存场景的困苦和蒙昧。”而实际上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真善美，刘震云扮演了一个外科医生的角色，给故乡农村做了一次解剖手术，将它的丑陋毫无保留的展现在读者面前。生活被他描绘成了丑的荒原，似乎扼杀了所有美的事物，其实刘震云并未故意遮盖或夸大社会现实中的丑恶，他只不过是更加勇敢的把它们揭露出来了。
在孬舅的眼中，世界的本身就是丑恶的，世界的美食伪装的、虚假的。孬舅说：“你不要忘了,你蓉舅不是秘书长了。你就是想看假头假屁股,你到哪里去看呢?你以后看到的就是真的了。假的被人家全占去了,可不就给你光留下善良了?就连我的屁股现在也反假成真了,老婆也没了,还要假的干什么?我让你看,我现在就让你看。说着,在村头的粪堆旁,蓉舅脱下裤子(一下褪到腿窝的西方习惯倒没改掉),掉转屁股,让他的秘书小路看。果然,他的屁股已经反假成真,光滑柔软富于弹性和性感的假屁股不见了,面对他的脸的,竟是那个流着疫脓的马蜂窝。”作为世界级的官员，他从事物的现象看到了本质，他的人生世界观是：“你连狗屎都不能吃，还能把握世界吗？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都像狗屎一样一团糟。”他的政治理论则是：“以为你舅是容易的吗？每天也就是把手插到这些狗屎里给你们张罗和操劳啊！”可以说这样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刘震云的观点。
刘震云的作品《故乡面和花朵》里，丑态遍布。如孬舅的屁股上长了许多脓疮、疖子和黑斑等，简直是奇丑至极。当上了国际恢复礼仪与廉耻委员会的秘书，仍旧是假话空话套话连篇。作品中不少角色的言行充满了丑恶，读者看到的尽是人们之间的伪善、狡诈、自私和冷酷，人世间的无情冷漠表现得淋漓尽致，友情、亲情和爱情在他的作品里被解构殆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丑的旁边就是美，丑的意向让他产生了批判的冲动，大丑过后是大美，大恨之后是大爱。他对丑的热烈之情正是对美的极大热爱。

（三）塔铺——安放灵魂的乌有之乡

由于儿时的贫困经历，刘震云极渴望离开这片土地。1973年刘震云参军去了甘肃，但是军旅生活并没有实现他的美好愿望。五年后他回乡当了名民办教师，同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了《农民日报》工作，也就彻底的离开了故乡。《新兵连》、《塔铺》就是他上大学前这段经历的在线，《一地鸡毛》、《单位》和《手机》则是他成为城市人后的生活反映。作为城市里的“侨寓者”,他发现生活并非想象的美好和幸福,内心充满了迷惘和焦虑。
之后的众多经历，让刘震云开始自我反思，情感的归宿又回到了故乡。《塔铺》作为他的成名作，在取材、取名和情感上显然都是很有意义的。塔铺，是他的家乡，他在这个山窝窝里头考上了大学，成了飞出大山外的金凤凰，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塔铺”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故乡。
在《塔铺》里，“我”面临着娶媳妇、谋出路等一些列基本生活、生存问题，当了几年兵，没有提干，父亲对我既失望又无奈。我只有通过高考离开故乡寻找出路。为了离开乡土，为了更好的生活“我”和一群农家的孩子没日没夜的进行紧张的复习，父亲徒步百余里为我找书。这段经历是痛苦的，但在回顾之中却不自觉的流露著对故乡丝丝的眷恋和温情。
故乡的乡土世界无疑是他写作的思想源泉和看待世界、理解世界、人生的背景,故乡的芸芸众生、美善假丑、宽厚、博大,它的涵义已不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已经具有了中华民族和历史的意义了,甚至更加宽泛。因此,“故乡”成为了刘震云小说乡土世界所呈现出的核心典型之一。

三、刘震云乡土世界的表现风格

关于表现风格，黎运汉教授是这样定义的：“语言的表现风格有人称为修辞风格，它是从综合运用各种风格表达手段所产生的修辞效果方面来说的，是对一切言语交际的产物——话语的气氛和格调从多角度多侧面的抽象概括。”

（一）朴实明快的表现风格的构成

《汉语风格学》一书将语言的表现风格划分为十类，参考这个分类标准，结合刘震云小说的创作实际，本文认为朴实明快、生动幽默是刘震云小说语言突出的表现风格。
朴实，就是与藻丽相对的那种表现风格。顾名思义，就是如清水出芙蓉般浑然天成，没有过多的、矫揉造作的修饰和渲染成分，呈现出一种自然、质朴之美。所谓明快，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人们可以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如同竹筒倒豆子般不隐不藏。刘震云小说的乡土世界中，朴实明快的表现风格构成有两点要素：次于平实多用口语，直言不讳、言明意显。
朴实明快并不是毫无艺术水准的流水账，索然无味，而是平中见巧，淡中有味。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信息量上面。刘震云小说不靠故弄玄虚的卖弄文采，堆砌华丽的词句，但却有丰富的信息量。《手机》中的人物描写，作为《手机》的灵魂人物，费墨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刘震云并没有用非常正式的方式和语言来推介。其次，普通的词汇写出高度凝练的主题。只有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对精神，对人类的内心有过长时间的认真思索，才会有如斯经典到位的语句出现在小说作品中，这是作者思想深度、自身才华、个人际遇、心灵感触的综合体现。
刘震云小说的开篇句多为简单句，开门见山的切入主题，奠定全文的基调言简意赅，绝不拖泥带水。如：
（1）申村的第一任村长，是我姥爷的爹。 （选自《头人》）
（2）九年前，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家。 （选自《塔铺》）
（3）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 （选自《一地鸡毛》）
在（1）中我姥爷的爹，创建了申村，从此开启了我姥爷家相传几代世袭村长的历史。故事始终没有超出村子的范围，都是围绕“争当村长”来展开的。村子里想当村长的并不只有姥爷一家，为了当村长，人们不惜以命相搏，几代人恩恩怨怨，无止无休。权力对人的影响、制度对人的异化是作者的落脚点。
（2）站在成功的今天，回头望望从前，那时的人，那时的事，别样的情怀！不愿意在农村做个农民，又没能提干留在部队，我无奈的走向高考! 改变命运的高考夹杂一段难忘的初恋，一曲理想主义的感伤。
（3）小林曾经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对单位里的勾心斗角阿谀奉承不屑一顾。但在“妻子班车”“孩子入托”“老师看病”等压力下，一步步屈服，违心的送礼，帮领导搬家，甚者刷马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人格乃至是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被琐碎的生活一点一点吞噬，就像一斤变馊了的豆腐。

（二）生动幽默的表现风格构成

幽默又叫诙谐、谐趣。幽默的语言是轻松活泼，讥嘲揶揄，滑稽可笑，妙语横生。”这种风格常常用于口语中，但在驳论文和小评论当中很常见。刘震云作品被评论界认定有鲁迅遗风。与“写实主义”和“历史主义”不同，刘震云小说在冷静沉稳的叙述中，又不乏生动幽默。刘震云小说之所以被冠以“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与这种语言表现风格有很大关系。刘震云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一是语音构成的奇趣
语音的谐拟是刘震云小说采用的语音风格手段，语音谐拟修辞可以分为谐音修辞和拟音修辞两类。如：
（4）但电话“嘟嘟”一阵，断了。 （选自《手机》）
（5）突然，门“吱哇”，一声开了，走出一个人。 （选自《塔铺》）
句子中间使用语气词，是口语语音停顿的真实记录，同时也增加了语言表达能力，未说出的内容往往成为重点，对说话人而言是言尽而意未绝，听话人千万不要“听话不听音”。
二是语境造就趣词妙语 （二、三与字间要空格）
变异的词语、具有幽默风趣色彩的词语以及具有特定个性色彩的词语的使用也是使文章具备幽默这一表现风格常用的手段。
三是妙用修辞格
修辞格是重要的风格手段，合理巧妙地使用修辞格会给文章增色。刘震云乡土小说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幽默色彩的修辞格。
（6）我立即知道，孬舅原来是草鸡一个，不是大鹰般的英雄。
（选自《故乡相处流传》
（7）所以两个人像狼狗相见一样，两害怕。     （选自《一句顶一万句》）
在（6）中一个青少年的心里，孬舅从一个“大鹰般的英雄”瞬间变成了“草鸡一个”，少年的失落情绪可见一斑。
（7）中，长大的女儿和衰老的母亲，母女俩，而且是养母和养女的关系，渴望亲近，但小时候的不愉快又让他们隔着鸿沟。矛盾的心理，复杂的情感，用一个简单粗俗的狼狗见面准确无误的传达出来。
四是独特的“拧巴”（与上一样）
“拧巴”是个方言词，指朝反方向用力或用力过度。刘震云在接受杨澜访谈时，说道现在的人都把事情做“拧巴”了。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内心和他的行为语言的“拧巴”是人物真实的状态，是人物在内心愿望和现实巨大的冲击之下产生的。如在《故乡相处流传》中明明饿得要死，嘴里哀求着说“大爷，不饿，不饿。”一面是没有食物可吃的饥饿绝境——不如饮刀成一快，早死早托生；一面是强烈的活下去的渴望——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去何从？生死面前的这个拧巴，展现的是人的弱小卑微、无能为力，无论生死皆由人不由己！（此节完应总结一段）

四、刘震云乡土世界中的人性异化

刘震云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及其2007 年 7 月推出的《我叫刘跃进》中的生活在温饱或者贫困线以下的人，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极为贫乏。是客观的社会背景使然。物质的匮乏导致了精神本质的异化和扭曲，直至行为变异，这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罪恶和悲剧。推导的结论就是，贫穷也是一种罪恶，是悲剧的导演。

（一）人性异化的外因——贫穷

刘震云幼年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状态，贫穷络活的农村生活背景对刘震云来说是抹不去的，他自己也曾说，“不是创伤，而是烙印”。他笔下的小说也大都反映着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他写的最多的是农村，城市的人也大多是来自农村或者有着很深的农村渊源。
一是物质匮乏，生存的无奈和尴尬
在表现物质匮乏的人的生存状况上，《塔铺》反映的就是恢复高考前的中国农村。补习班吃的是冷的窝窝头、用咸菜就着糊糊；五分钱一碗的白菜汤算是对伙食的改善了；而嫩柳叶蒸做的菜团子就是山珍海味的级别了。《新兵连》写的是文革时期一群逃离农村到军营当兵的贫苦孩子。当时，即使是现在，当兵仍然农村青年摆脱生存环境的一条出路。作品里面不管举报“老肥”羊角疯的“元首”；还是入党阴差阳错总无法如愿最后因为打指导员黑枪被判刑 15 年的李上进，他们人性偏离：送礼、打小报告、袭击首长，完全没有了以往我们见到的生死与共、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究其动因，还是以为了摆脱贫穷困境为出发点的。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自己内部就会产生争斗，这或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
二是精神荒芜，思想的空乏和卑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精神。不能否认，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里面，更多的是生存的无奈和尴尬。读起来，让人感到更多的是沉重。小说里面没有以往革命现实主义那种乐观、积极、向上的闪光的伟大的人物形象。马克思对人的考察始终有两个维度:现实的维度和理想的维度。前者着重于人的物质性、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客观方面,后者着重于人的精神性、自由本质和主体能动性。从刘震云小说人物精神失落导致行为错位的情况看，《塔铺》里我和李爱莲的朦朦胧胧的恋情很大程度上还有纯朴的意味。从李爱莲坐在我自行车后座抱着“我”的腰叫哥，让我们体会到苦涩的甜蜜；《新兵连》里面李上进怀里的农村对象的照片，是他最简单朴素的农民式的理想。
三是灾害降临，死亡边缘的人性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旱灾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得到的最后的结论是：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生存的需求压倒了民族性。在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性面前，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显得无足轻重。民族性群体性地变异。

（二）人性异化的内因——欲望

比起需要来，欲望这个词更能体现人主观的因素。需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应该具有的某种东西，欲望则更能表现人心里内在的主观方面的动机。刘震云的小说中，需要的落空和欲望的实现都造成了人性的变异。
《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一直没有摆脱被权、钱、物欲望的左右；《官场》里的金全礼、“二百五”，《官人》中的老袁、老张、老王、老方、老赵等 8 位局长天天在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使绊子等等，都是权力欲望在作祟。《头人》、《故乡天下黄花》里面你死我活的暗杀、争斗的各个角色，也都是被权力欲异化的人的精彩上演。如果说物质、权力、金钱是异化人性的外因，那么物欲、权欲、钱欲就是异化人性的内因。权、钱、物都是通过人的欲望达到异化、扭曲、分裂人性的目的的。
《故乡相处流传》中，袁绍兵败逃亡时一脚踹掉曾经同床共枕的沈姓小寡妇；对于孬舅撤掉曹小娥的炊事员的原因，孬舅说：“睡过是睡过，但现在不是没力量睡了？当初让她当炊事员是为了睡觉，现在睡不动了，还让她当干什么？我这时才明白孬舅的阴险。也才明白民以食为天。虽然食色，性也，但到最后时刻，食比色还大。”正符合了奥尔德弗的ERG需要理论中关于“挫折—倒退”的观点，较高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人们就会把欲望放在较低的需要上。人的异化行为虽然于情相悖，于理确是相符的。

（三）人性异化的根源——权力文化

    权力，《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另外就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权力在历史和文学史上时一个永恒的主题，权力的巨大影响力让人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围绕着它转。刘震云笔下的乡土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都体现了权力对人本质的异化。
权力可以合理合法地异化被权力约束的人。人性在权力面前是被动的、服从的。人性被异化是顺理成章的。这里的权力在异化改变人性的时候，披着合法的外衣。《故乡相处流传》里面抛钢镚儿可以决定十万俘虏的生或死、可以决定几十万人是否迁徙。《头人》里，“封井”管住了孤老破鞋；给猪狗“染头”制止了盗贼；人变成了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奴隶：被吃、被拿、被奸、闺女被搞都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送上门还排不上号呢！政治的荒诞背后隐含的仍然是权力的无穷力量。
愚民宣传异化人性。话语都是为政府统治服务的，或者说，是统治者愚民的一个重要手段。《故乡相处流传》里面“他们（丞相手下的人）教我们明白刘表是个红眉绿眼的魔头，他手下也都是些妖魔鬼怪，千万不能让他们过来，过来就杀我们的小孩子，奸淫我们的妇女；我们的朋友是袁绍，袁绍的队伍和他们训练的新军是跟我们一样的庄稼汉，是好人，可以团结。当然，谁是世上最好的好人？曹丞相。他带兵到这里，就是为了和袁绍联合，共同解救我们，打败刘表，解放家乡。每日这么讲，几个月下来，我们也真恨上了刘表。”权力拥有者的愚民政策，是为了利用愚昧的民众为他们夺取权力。《故乡面和花朵》中，在刘震云所描述的后现代与故乡的结合的2069年，“礼义”与“廉耻”仍旧作为万事的评判尺度，其解释权和操作权牢牢地掌握在当权者手里，让我们从中读到的权力愚民宣传的本质。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专制的臣民社会，中国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这一社会的特征就是臣对君、民对官的服从与依附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往往是以权力为本或以官为本，人、民为次或者附属。官对民、政府对百姓皆是欺骗（愚民）和暴力；相对应，百姓则是麻木、愚昧和听命、屈从，是没有灵魂的木偶。《故乡天下黄花》中，在结尾的一场派系夺权争斗中，双方领头人都没有出现，当一方领导赵刺猬听说自己的队伍还用镰刀头开了几个对方的肚子，伤了七八条人命时，他立即责怪手下冯麻子，冯麻子却理直气壮地辩护:“不割他肚子，咱就得失败，权就保不住，你老叔支书不就当不成了!”当权者仿佛够仁慈，也不需要对双方的械斗负责，最后，“开肚子”的指挥者冯麻子和金宝虽被抓起来了，但枪毙的则是其余八个直接杀人者。与《故乡相处流传》里曹操和袁绍喝酒时几十万人为之厮杀同出一辙。
更为可悲的是，这些苦难的民众翻身以后，依旧是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和罪孽加在另外一些人的头上，让权力社会循环往复地向前推进，构成人性异化和被异化的历史循环，使罪恶永存，透露出刘震云对历史的悲观倾向。

结语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震云对故乡的感情最初更多的是排斥多于接受，生存的压迫使得刘震云对乡土从出生就有着一种背叛的冲动。而刘震云在背叛之余却又无奈的发现，他无法完全摆脱乡土生活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关于乡土的最初记忆直接决定了他今后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和逻辑。面对乡土的复杂情感促使刘震云透过乡土的表层，力图去挖掘出深藏在其后的乡土文化之根，去展现在他小说世界中这片苦难的中原大地之根上生长的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的痛与思，也力图给自己所疑惑、所彷徨的问题找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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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根旺;刘震云小说人性剖析[D];河南大学;2011年
[5] 朱琳;论刘震云小说的独创性[D];南京大学;2013年
[6] 刘俊莉;现实与历史间的求真实验[D];河南师范大学;2012年
[7] 张玉宁;论刘震云小说的狂欢化倾向[D];广西师范学院;2012年
[8] 傅异星;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D];浙江大学;2008年
[9] 崔志远;刘震云小说的复调式解读[N];文艺报;2001年
[10] 贺仲明;;独特的农民文化历史观——论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A];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当代文坛》三十年评论精选（下）[C];2012年
[11] 贺仲明;独特的农民文化历史观——论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J];当代文坛;199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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