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商誉“减值+摊销”法视角的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互联网业的商誉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摊销方法为十年期的直线法摊销。进而，本文结合案例公司采用“减值测试法”的实际数据，对比“减值+摊销”法得到的测算数据，进行案例分析。分析发现，掌趣科技在应用了“减值+摊销”法后，之前年度被隐藏的业绩问题开始显，“减值+摊销”法能起到稳定企业业绩、减少业绩波动的效果，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由于掌趣科技在短期内迅速确认高额商誉及商誉减值损失，导致“减值+摊销”法也无法避开“爆雷”的结果。
第 1 章 绪论

  自 2005 年我国推出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并购市场就未曾停止过发展的步伐，交易量日渐频繁、交易规模日益扩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企业面临的竞争越发激烈，资源配置的优化、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已经成为必然，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企业合并的方式进行横纵向整合，以提升核心竞争力，谋求更好的发展。而与此同时，我国也迈出了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脚步，2006 年出台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已经基本和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虽然如此，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准则和并购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还不够完善，经验尚有不足，因此，对并购业务的准则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和价值。作为企业合并的产物，在如今并购纷繁的经济环境下，进行商誉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合并商誉是企业合并时支付的交易对价与并购时点被并购企业的可辨认公允价值的差额，也就是“多支付”的部分，代表的是对被并购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估计和获取超额收益的信心。然而，上市公司对所收购企业往往过高估值，“天价收购”使合并商誉在初始确认时就被高估；在后续计量中，企业年末减值测试落实不到位、减值测试结果的可操纵性等潜在原因又导致这类企业少提甚至不提商誉减值。2010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的合并重组，此后，2014 年 3 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简化企业兼并重组的行政审批程序、取消下放部分审批事项等，意在鼓励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政府监管的放松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并购进行资源整合和业务扩张，如图1-1，据统计，2015-2019 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并购交易 5 万余起，并购金额高达 3.2 万亿美元。这五年的并购数量和金额呈现波动起伏的态势，但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的两类数据都已跌至近年来的最低点。自 2014 年开始的并购热潮使 A 股商誉逐年递增，连年居高不下。而对赌协议的陆续到期，使业绩兑现风险在 2017 年和 2018 年集中显现，上市公司不得不一次性大幅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这也成为 2018 年底 A 股市场商誉集体爆雷的原因之一。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2018 年末，有 2032 家上市公司存在商誉，总额达 1.3 万亿，商誉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超过 30%的有 105 家，超过 40%的有 40家；2019 年第三季度，有 94 家企业商誉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超过 30%，而超过40%的有 41 家，此时的 A 股商誉总值仍有 1.38 万亿，较 2018 年年底反而增加了近 750 万亿。纵使 2019 年的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处于谷底，但 A 股高商誉的状况并没有取得明显好转。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我国目前使用的商誉后续处理方法是减值测试法，企业在年末终了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后，发现有减值迹象时才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而曾经使用过的摊销法如今亦重新受到关注，摊销法下，商誉需按一定的年限和金额系统的摊销至各年。事实上，摊销法和减值测试法并非互相排斥的两个方法，现行的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就是采用的“减值+摊销”法进行后续会计处理。“减值+摊销”法能否合理的改善当前的高商誉、高商誉减值带来的业绩风险问题；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是否需要重新设计符合企业发展状况的具体摊销方式，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本文即围绕施行商誉“减值+摊销”法是否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会计信息，反映更真实的企业业绩状况，展开研究。

1.2.1 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为：对商誉的后续计量研究和设计，分析采用“减值+摊销”法对商誉进行后续会计处理，是否能有效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业绩状况

1.2.2 研究内容

  结合选题背景及现有的文献研究情况，本文计划首先分析商誉准则的历史变迁，探讨商誉的本质和“减值+摊销”法的可行性；分析 2007 年至 2018 年间，A 股上市公司的商誉变化情况，得出一般性结论，从而得以设计契合特定行业特性的“减值+摊销”法；选取商誉会计处理较为典型的案例公司，将使用“减

值+摊销”法的结果与实际只采用“减值测试法”的结果进行数据对照分析，从而论证商誉“减值+摊销”法对企业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改善效果。本文将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展开论述，大体分为六个章节，三个模块，见图 1-2。

第 2 章 文献综述

  商誉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早在商誉刚进入会计领域之时，就有相关学者发表了理论研究的著作。而商誉的研究重点，也从早期的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到会计处理研究、经济效果研究等等。通过对商誉话题的相关文献进行脉络梳理，了解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既能为本文的研究目标指引方向，也能获得宝贵的研究经验以作参考。

2.1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的商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为早期阶段，主要是 20 世纪上半叶，商誉开始受到会计领域的关注初期，这个时期的研究集中在对商誉的定义和性质等理论层面的研究；二为中期发展阶段，主要在 20 世纪中后期，由于对商誉形成了大致统一的认识和操作规范，学者们开始对其在企业中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改进意见；三为成熟阶段，21 世纪的商誉及商誉准则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支撑，其会计处理更是与上世纪截然不同，此时的研究集中在商誉形成的动因分析和经济成果影响等方面。学术界最早对商誉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当时的商誉研究还只是初现雏形，多集中于商誉的特征和定义，然而初期的学界对商誉的定义还比较模糊。1929 年，美国会计学家 J.B.坎宁（John B. Canning）就在其著作《会计学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Accountancy）一书中提到，许多领域的专家都曾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对商誉定义，纵观诸多论述，显著的特征就是观点多，分歧大。1940 年，佩顿（W.A.Paton）和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一书中，对商誉的确认成本、资本化、成本的摊销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应参照固定资产折旧的办法对商誉进行折旧摊销；如果发现商誉有丧失经济意义的迹象，就要一次性注销商誉。

2.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商誉的研究最早期的代表是杨汝梅（1926）在《无形资产论》中对商誉所做的深入分析和研究，阐述了商誉的范围、特征、形成因素及性质，他的理论受认可程度较高，对国内外的研究都影响深远。他认为，凡是能使企业获得较寻常收益更高的收益的，都是商誉。近年国内学术界对商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现行商誉准则的评价、商誉对企业的经济影响、以及高商誉的成因和企业的行为动因、未来商誉处理方式的建议等。对现行商誉准则的评价主要是分析商誉的本质，以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的定义和会计处理要求是否符合其经济实质。商誉是企业并购时预期会带来正的经济流入而溢价购买的结果，本质上属于超过平均收益的资产，随着协同效应的减弱和使用时间的增长，商誉会随着合并利益的消减逐渐殆尽（宋建波等2019）；初始确认时使用“差额法”计算合并商誉并不能解释差额存在的原因，因而无法体现商誉的本质内涵，且放大了真实商誉的价值（王静，2015）。不确

认负商誉和自创商誉使商誉的价值有失公允；减值测试的实际操作、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资产组的界定和分摊方法的确定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可转回使企业尽可能避免计提减值准备，导致资产虚增（施金龙等，2014；孙辉东，2018；李玉霞等，2018）。探讨商誉对企业经济影响的文献重在分析并购商誉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上市公司每年新计提的商誉波动率高，且商誉减值的确认平均滞后1-2年（吴虹雁等，2014；卢煜等，2016）；而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商誉泡沫具有抑制效应（张新民等，2018）。并购商誉的确认金额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商誉减值金额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徐经长等，2017）；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均显著负相关（曲晓辉等，2017），实证研究证明高商誉企业股价崩盘的风险更高（杨威等，2018）；巨额商誉和减值风险会使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失真、业绩不确定性提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高榴等，2017）；不过并购高商誉给企业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存在滞后性（郑海英等，2014）。

第 3 章 商誉及商誉准则

3.1 商誉概述

3.2 商誉后续计量的准则变迁

第 4 章 上市公司商誉及减值概况

4.1. 商誉概况

4.2 商誉减值损失概况

4.3 商誉整体特征

第 5 章 商誉“减值+摊销”法的案例分析

5.1 商誉“减值+摊销”法

5.2 商誉“减值+摊销”法的案例分析

5.3 商誉“减值+摊销”法的评价

第 5 章 商誉“减值+摊销”法的案例分析

  有鉴于商誉减值测试法的弊端和对企业业绩施加的巨大影响，本部分考虑减值测试法结合摊销法来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即探究“减值+摊销”法能否达到改善企业业绩的结果。商誉在行业间的分布特征明显，因此本章以行业特征为研究方向，针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实际情况，设计对应“减值+摊销”法，并选取该行业中有代表性的掌趣科技”作为案例公司，进行实际数据的测算和对比分析，验证和评价“减值+摊销”法的有效性。如前文所述，至今学术界对如何对商誉进行会计处理的讨论仍存在多种声音，而本世纪初各国纷纷将“摊销法”改成“减值测试法”，也是准则制定方和实务界博弈的结果。然而当前实行的“减值测试法”主观性较强、实施难度大，致使商誉和商誉减值的操作空间变大。再加上并购高商誉之风的盛行，并购带来的商誉泡沫普遍存在，使企业财务报表既不能反映商誉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反映企业本身的真实业绩。根据本文第 3 章、第 4 章的研究结论，“减值测试法”在我国 A 股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实施成本较高、可操纵性强，企业减值损失计提率比较低，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之商誉金额占资产比高，确认的减值损失就很容易造成业绩波动。而且现实情况中，确认商誉的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加，商誉的金额不断增长，如果企业继续忽略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任其累计到不得不“爆雷”的地步才选择一次性大额计提减值损失，就很容易发生 2018 年底 A股商誉大规模“爆雷”的现象。对于商誉的后续计量环节，如何避免商誉“爆雷”造成企业的业绩波动，可以尝试考虑使用“减值+摊销”法，以摊销法为主，辅以定期的减值测试，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减值+摊销”法符合配比原则。配比原则是指基于权责发生制下的收入和费用在因果关系上符合一定的比例关系。对于商誉来说，虽然它是一项不可辨认的资产，对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发挥作用，但正是由于商誉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所以企业才会在收购时付出额外的成本。那么，对于这一笔提前确认的“成本”，就应当在以后年度以一定的规则进行摊销，从而使所产生的“超额收益”和对应的“超额成本”达成配比关系。

第 6 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首先，本文梳理了商誉的相关国内外文献和商誉的历史变迁。商誉的会计处理既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尚未有统一意见的争议话题，对商誉的后续计量问题，主要的焦点就集中在“减值测试法”和“摊销法”上。通过对商誉的历史发展的梳理和对商誉准则的变化进行概述后，发现准则的变化主要也集中在“减值测试法”和“摊销法”的转换，早期之所以会取消“摊销法”，原因主要在于商誉的寿命无法可靠计量以及商誉不必然发生减值，过长或过短的摊销年限都不能反映商誉价值变动的真实情况。但减值测试法也有弊端，实际操作中很难将商誉合理分摊到资产组中进行测试，直接导致商誉减值测试沦为一纸空谈。理论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完美的商誉会计处理办法，各国的准则制定者也在积极的讨论对“减值测试法”的完善。随后，本文对 A 股上市公司的商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A 股上市公司商誉分布越来越广，行业集中度比较明显，减值率越来越高，存在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自 2007 年商誉开始采用减值测试法并单独列报以来，A 股上市公司确认商誉减值损失的企业占比和商誉减值损失率都不高，但 2018 年末 A 股商誉大幅减值说明商誉减值存在滞后性。并且可能存在企业并不忽视商誉减值测试，从而不确认商誉减值损失的情况。我国的并购市场并不理性，交易形成的商誉质量低、价值虚高，无可避免的会造成商誉在后期发生减值，基于这一现状，采用减值测试法的商誉后续处理无法完全反映商誉价值变化的真实状况。“摊销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减值测试法的缺陷。通过对 A 股的行业分析发现，商誉具有比较明细的行业特性，即，不同行业间的商誉特征明显不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商誉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进一步研究这一行业的商誉情况后发现，信息业的企业上市时间大多不长，但确认商誉和商誉减值的现象十分普遍，商誉带来的业绩影响也比较显著。因而选取了该行业的子分类，互联网业，进行“减值+摊销”法的设计，并选取其中的上市公司“掌趣科技”作为案例公司进行分析。通过对互联网业的商誉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摊销方法为十年期的直线法摊销。进而，本文结合案例公司采用“减值测试法”的实际数据，对比“减值+摊销”法得到的测算数据，进行案例分析。分析发现，掌趣科技在应用了“减值+摊销”法后，之前年度被隐藏的业绩问题开始显，“减值+摊销”法能起到稳定企业业绩、减少业绩波动的效果，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由于掌趣科技在短期内迅速确认高额商誉及商誉减值损失，导致“减值+摊销”法也无法避开“爆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