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级面板数据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的影响

  当前国际贸易中，对于贸易产品的分类体系主要有三种：《国际贸易标准分类》（ＳＩＴＣ）、《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ＨＳ）、《广泛经济类别分类》（ＢＥＣ）。其中，ＳＩＴＣ编码制度是最早由联合国通过审核并被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纳的贸易产品分类体系。在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统计数据库中，该分类下的数据相对完善，且充分考虑了产品性质、市场需求状况、加工处理程度以及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因素。因此本文米取ＳＩＴＣ编码进行研究。

  １．２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从“一带一路”区域制造业产品贸易的研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然而，目前将“一带一路”倡议与贸易便利  化相结合的研宄主要集中于整体贸易层面或农业、文化产业等某一产业贸易层面，有关该区域制造业产品贸易与贸易便利化关系的文献寥寥无几。基于这一现状，本文通过贸易引力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二，从贸易便利化测算的视角来看，虽然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贸易促进作用，但对于该指标的测算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己有研宄，在此基础上将市场准入、金融发展、通讯设施建设等因素纳入贸易便利化测度范围，构建了包含４个一级指标、２７个二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实现指标赋权，得到９２个国家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的综合得分，丰富了贸易便利化测算领域的研宄。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面板数据，从贸易便利化角度，探讨扩大我国对沿线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规模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一，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力图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然而我国制造业却面临着“两端挤压”的发展困境。一方面是来自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在低端制造业中的“挤出”风险，这类新兴经济体凭借更加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与外资流入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另一方面，各个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制造业技术升级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我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将出现下降。因此，我国亟需探索制造业发展的新增长点，“一带…路”倡议的提出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研究我国对沿线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可以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第二，伴随着各国间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全球的传统贸易壁垒正逐渐弱化，国际社会开始将扩张贸易规模的促进措施集中于贸易便利化的建设中。贸易便利化通过简化通关流程、统一规制文件、加快物流运输等措施降低企业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的各类成本、推动商品的跨境流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货物贸易中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有利于以该区域发挥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然而各国在贸易便利化建设水平中的差异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测算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比较各国间的差异程度进而定量研究该变量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作用效果，为沿线各国加速贸易自由化谈判，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与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第２章  文献综述

  ４．１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成

  ４．２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

  ４．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对比分析

  ５．１贸易引力模型的选取与设定

  ５．２整体层面回归分析

  ５．３产品结构层面的回归分析

  ５．４国家类别层面的实证分析

  ６．１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从整体贸易规模、出口产品结构以及出口地区结构三个方面描述分析了对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其次利用ＧＣＲ、ＬＰＩ、ＣＰＩ等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４个一级指标和２７个二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得出“一带一路”沿线９２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进行了相应的对比分析。最后使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实证探究了该水平对于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同时从不同指标、产品类别以及国家类别层面分别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现状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这一贸易流量整体呈现出一定的增长态势，不难看出，沿线国家是我国制造业产品贸易的重要伙伴国，同时这一贸易关系也愈发紧密。但同时，我国对沿线国家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出口产品结构不均衡、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等。具体来看，在三类不同技术类型的制造业产品中，出口额最大的一直是高技术型制造业产品，占总出口的５５％左右。而从出口地区差异来讲，我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更多的依赖于沿线的亚洲国家，对于其他地区国家的出口相对较小。这种地区结构使得贸易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基于本文的测算结果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余９１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贸易便利水平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平均得分从２００９年的０．５５８１上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０．５７２６，但这一水平仍处于贸易不便利的范围，需进一步发展与提升。从地区差异来看，在所有大洲中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而在亚洲的五大细分区域中，西亚和东北亚的贸易便利化建设较为突出，南亚和中亚相对落后。分国家来看，新加坡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２０１７年综合得分０．８６１４；得分最低的国家为毛里塔尼亚，２０１７年综合得分为０．３９００。中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在“一带一路”沿线范围中处于中高水平，２０１７年综合得分０．６３８６，属于一般便利国家，比２００９年排名提高了１３位。３．从后文的实证检验中可以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回归系数为０．６３５２，仅次于进口国ＧＤＰ的回归系数。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１％，中国对其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将提升０．６４％。这一实证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所带来的跨国贸易中通关环境以及营商关境的改善能够降低贸易成本，提高通关和商业往来中的效率，进而对沿线地区贸易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均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具有正向影响，但这一效应存在差异性。物流效率与设施质量（Ｔ）、海关措施与边境管理（Ｃ）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系数分别为０．６１７９和０．５６３５。从产品结构来看，贸易便利化对高技术型、中等技术型以及低技术型制造业产品出口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高技术型制造业产品对贸易便利化促进效应的敏感度最高，系数为０．７２４０。地理距离对于低技术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最小，系数为－０．３２５３。从国家类别层面来看，对于四类收入水平的国家，贸易便利化均会使得中国对其制造业的出口额增加。然而该变量仅在高等收入国家样本中显著。在该样本组中，贸易便利化这一变量的系数为２．０９５１，远大于其他各组中该变量的系数，甚至大于全样本模型中的回归系数０．６３５２。

  ６．２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对于沿线贸易伙伴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为我国制造业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缓解现阶段制造业出口的压力。为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如何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出政策建议。“一带一路”国家数量众多，各国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公路、铁路、空港、海港等与物流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还包括电话、互联网等通讯类基础设施。在互联互通建设中，各类基础设施的优化存在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将会加强各国贸易的联通性，降低运输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同时对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硬件支持作用，这些效应都会进一步带来贸易规模的提升。首先应该关注基建投资方面，由于基建对资金的需求量巨大，而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于中低等收入水平，资金缺口大，因此我国应当重点关注并解决这类国家的融资瓶颈问题，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基建合作与融资援助，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降低沿线国家融资成本，畅通融资渠道，为沿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此外，应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宄与规划，优先建设重点领域，逐步提升建设范围；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同时各类基建项目也应实现细致的运营，建立合理的风控体系，以保证项目运营的顺畅。另外，有必要在沿线区域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不断提高通关效率、减少通关成本是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的关键举措。在这—过程中，海关环境的优化在其中扮演中重要的角色。因此简化通关手续、提升行政透明度在当前国际贸易渠道中尤为重要。在单证合规的时间成本方面，进一步推广“预申报”，完善容错机制，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提升差错复核效率，推广“网上报关”、“绿色通道”等先进经验。在边境合规时间方面，继续扩大“两步申报”试点，推进各类手机ＡＰＰ的使用，实现包括通关全流程动态信息查询功能、电子ｎ岸业务移动办理功能、部分海关的现场业务预约功能等。在关境行政透明度方面，可以建立举报监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明确税费标准，同时畅通意见反馈途径，防止贪污腐败等行政问题的发生。金融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于制造业贸易的出口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电子商务的推广使得企业接触国际客户的机会增加，更有利于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的扩宽；另一方面，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进行加快，有效解决融资与支付问题。首先，应建设完善的电信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便捷安全的平台服务，为电子商务的推广奠定硬件基础。其次，建立区域内统一的跨境电商产品认证标准、企业信用体系以及跨境电商关税税率等相关通用规则，减少跨境电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搭建规则透明的贸易平台。另外，国家应鼓励相关企业与电商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交往，学习先进的运营经验，普及互联网与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最后，除了加强己有金融机构（如亚投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的金融支持作用以外，有比较建立更多其他层次的金融类服务平台，助力沿线区域贸易规模的扩大。在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建设中，贸易便利化谈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积极推动各国参与相关协定的谈判，就需要尊重各国的发展现状与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关注谈判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明确其经济与贸易发展的规划，在多边谈判过程中增强各国参与度，基于平等的立场进行谈判，这有助于多边良好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除此之外，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学习先进的技术，同时向部分便利化水平滞后的国家给予相应的技术支持与帮助，减少地区间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差异，加强海关监管与通关程序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在货物的跨境交易中为企业减负，从而促进贸易的发展，实现双边甚至多边的贸易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