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三、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两维整合方式

  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是一项系统、复杂和长期的工程，它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多角度、立体式和综合性的考量。概言之，这种复式整合或许至少离不开围绕管理制度价值观、管理制度公共理性、管理制度艺术、管理制度生态和管理制度方法论等五个层面的系统思考。公共管理制度价值观反映了人类对公共管理制度实践活动所怀有的价值立场、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作为人类有关制度实践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意识倾向，管理制度价值观贯穿于公共管理制度创立、运行、修订和创新的全过程，对人的行为、制度价值选择能够产生相对稳定性、导向性和统领性影响。管理制度价值观与人的理性有着内在相通性和外在互构性，当人的理性对公共制度价值旨向达成共识时，往往会促使人们形成一致的管理制度价值观；管理制度价值观形成并得以巩固后，又影响着人的理性对制度价值的认知与评价。价值观对公共管理制度实践顺利进行和实现既定目标具有重要积极作用。一方面，管理制度价值观作为评判制度优劣和好坏的价值依据，影响着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设计和理性化运行状况；另一方面，管理制度价值观的“相宜”会提高公共管理制度实践中理性的人对管理制度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人与制度更加契合，有效确保管理制度实践达成特定公共目标，但同样的逻辑是，悖异或逆善的价值观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共制度实践的负面结果。这表现在：第一，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是精神危机、文化危机和价值危机，其重要原因在于管理制度价值观的公共偏失。管理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化生活的常态性工具，它必须在价值观层面上思考如何解决人类社会化生活中的“个体性”与“同一性”之间的矛盾，使理想的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然而，公共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断裂却使得“个体性”和“同一性”之间矛盾的解决变得极其困难，“自由”与“秩序”常成为两极选择。第二，长期以来，基于工具理性思维模式形成的公共管理制度价值观片面强调制度效率最大化，把人仅仅看作“经济人”身份造成了制度实践中的人沦为失去自由力、创造力和激情力的单向度行为体，这严重抽离和抹杀了制度实践中人对公共生态的相关利益与价值的正当需要，致使人性与人格严重被压抑或束缚，实际上导致公共管理的长期低效化。第三，全球化的不断扩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化，对现有公共管理制度提出了全面挑战，那种机械的、低效的、非人性化的单一威权式公共管理制度必将终结，坚持人道主义、民主思想、伦理价值、自我理性意识和战略合作的管理制度价值观将取代传统的官僚价值体系，成为公共管理制度实践的全新指南。这样，具有整合功能的公共管理制度价值观不能仅仅是单纯基于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逻辑形成的单一意识指向，坚持科技与人文两种理性思维的整体和谐价值观将成为公共制度的理性品质。因而，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寻求一种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双重逻辑而形成的具有统筹功能的管理制度公共价值观，如此，才能提高公共管理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