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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时期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研究

时间:2021-03-21 09:35 | 栏目:教育汉语言文学论文 | 浏览:

硕士论文网第2021-03-21期,本期硕士论文写作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一篇教育汉语言文学论文文章《明代时期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研究》,供大家在写论文时进行参考。
    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三重叠加,明代文学有其庶民文学特征之外的另一重要面相,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定。明人的古典宗尚与阅读需求,推动了 “全录式”总集编纂事业的蓬勃开展; “分体全录”的编纂思维及事实,既得益于前人的 “文学代胜”观,也激发了明人 “文学代胜”观的新变;嘉靖印刷业再兴下的宋本翻刻风气,在较短期内完成了对宋前文学遗产的整体 “打捞”。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在明代的文本凝定,与先秦学术在汉代的文本凝定,它们同为 “以复古为创新”的思想活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在文献史、观念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①本篇所谓的 “文本凝定”,由 “文本稳定”与 “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抄本时代的 “文本的不稳定性”,是当代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界分歧较大的一个话题。①这个话题的有效性,进入印本时代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古典文学文本得以进一步稳定。②但只有文本稳定,尚不能解决 “经典时代”的问题。经典作家可以通过别集的传播来养成,经典时代必须通过更大型的总集才能实现。受限于刊印能力、崇古风气、辨体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宋代的总集编纂,主要是文学导向式的,即文本的选录重在体现编者的思想及诉求。直到明代,出现了大量以文献为本位的总集编纂行为, “全录式”总集开始成为一种文学现象。③原已稳定的汉唐文学文本,进入了 “文本汇集”的新阶段,并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实现了断代文学的 “文本凝定”。在此基础上,作为经典的汉唐文学,不仅在观念史层面上,同样在阅读史的层面上,由 “经典文本”扩展至 “经典时代”。本篇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旨在跳出庶民时代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明代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综合考察,从建设性而非原创性的角度去理解明代文学,更好地挖掘明代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独特意义。其次,关于文本研究的洞见与不见,近年来被学界所广泛讨论,特别是古典文学文本的稳定性问题,引起了学界较大的争议。虽然基于印本文化的近世文学,未必适合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之中,但寻求不同时代的文本稳定问题的共通性,以更完整地建构中国古典文本发生、发展的自足系统;或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变异情况的差异性考察,对文本的“稳定过程”作长时段的通贯研究,依然是学界应该努力深化的方向。无论哪一种情况,对明代文学研究来说,都在寻求与其他断代文学形成更深入而有效的学术对话,以建构更加全面且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古典文本研究话语。
明代时期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研究
一、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之关系谈起
  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还是在晚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无论是西人的观点,还是日韩的学说,不管时代的文学思潮如何风起云涌,普通读者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基本上由两个维度构成,即在传统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雅文学发展之低谷,及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俗文学发展之高潮。前一种情况,来自本土叙事,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继承自 《列朝诗集小传》《四库全书总目》而下的清人批评遗产,视明前期馆阁、中期复古、后期性灵、幽孤等为古典诗文 “走向何方”的不同面相;二是继承明人提出的 “宋无诗”的极端立场,发展为至宋元戛然而止、无问明清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不将宋以后的诗文创作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序列之中。如林传甲在 《中国文学史》中,认为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①故只写到 “唐宋至今文体”“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连诗歌都不提及。后一种情况,源于西方的文艺精神,继承了欧洲的 “中国文学史”观,也包括西学影响下的日本经验。英人翟理思的 《中国文学史》,及多部问世于日本明治后期的 《支那文学史》,对晚近国人的文学观念影响甚大。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 “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②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本土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从学术到文艺、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蜕变过程,较之林传甲、黄人等人的开山之说,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依然得以保留了下来;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亦从贬到褒,渐次升温,但 “文学代胜”观念下的择取式肯定,仍是我们理解作为整体之明代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以上两类评价,其侧重点不同,由此造成了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亦不同。但无论古典诗文,还是小说、戏曲,大家在讨论的多是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于建立在明存文本文献的基础之上的明代文学世界,较少被留意。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基本单元,是作为作者的明代文学家,及作为创造性文本的明代文学作品,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单元串联而成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戏曲、小说的崛起 (无论是事实层面的崛起,还是研究层面的崛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层累型、衍生型文本在明清诗文中的成长空间;也因为印本时代的降临,我们不再关注前代文学文本在明清两代的存录形态与变异情况。所有这些偏重,都无可厚非,毕竟作为近世中段的明代,理应有它独具特色的文学特征,不应跟着前代文学的特性亦步亦趋。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中的明代,是一个 “复古”的标志性时代,直到 “五四”以后,借着俗文学、性灵文学的创作潮流,通过对小说、戏曲、小品文等非传统文类的标举,才在中国文学史中打开了新的局面。“复古”对于明代文学的评价来说,是否沉重的负担,我们且置不论,但对汉唐文学的文本传播与接受来说,处在一个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绝不是什么坏事。
 
二、复古时代:古典宗尚与 “全录式”总集的编纂
  如前所言,以明人原创姿态出现的文学世界,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向无异议;但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受容情况,此在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学界有不少争论。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一批有关经典文学受容的研究著述,究其发生,大多由接受对象的研究者发起,而不是由接受发生时代的研究者发起,这一点早就引起了学界的省思。①总的来说,多数明代文学研究者无意过多地介入此领域,因为在他们眼中,前代作家、作品在明代的受容,并不是上乘的选题。现在的困局在于,经典作品在后代的接受史价值,已不再不证自明;但将前代文学的接受研究,纳入明代文学的研究体系之中,同样需要经过论证,这多少有些进退维谷的尴尬。在明人常规阅读范围内的经典容研究,尚且如此待遇,未必能进入普通明人阅读范围内的非经典文本,其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就更要经受重重考验了。经典受容之所以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居于二等,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对作家之创造力与能动性的优先认同。虽说受容与创造、读者与作者是一体之两面,很难割裂开来,但我们难免偏爱能动性更强的一面。由此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经典受容的研究到底有多大意义,取决于后世作家的创造力。如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在经典宗尚之上的文学创新行为,至于这条创新之路走得有多远、是否成功,或许有不同的声音,但其建立在崇古的姿态之上,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历代学人中主张七子 “蹈袭”的不在少数,也有人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实验予以同情之理解,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复古作家的能动姿态。运动之成败关系于此,似乎汉唐经典一直在那里,不需要经过宗尚人士的宣扬,便可傲立行世。而事实上,无论是经典的观念,还是经典的文本,都有一个经后世崇古行为而不断凝定、升级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作家的创造力让经典的再生乏力 (这是已经知晓历史结果的我们,用全知之眼在设定批评的方向),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经典发展的其他维度。
三、辨体时代:分体凝定与 “文学代胜”说的变化
   在中国文学史中,明代作为文学复古的时代,其立场和姿态是比较负面的;然而,与文学复古紧密相关的辨体思想,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得到了正面且相当重要的评价。古典文学中的 “辨体”,固然是对文体之结构、仪式、功能的一种综合性思考,但究其最简单的外在表现形式,莫过于不同文体的区分与同类文体的文本汇集。如前所言,在对古典文学文本的 “打捞”与整理中,大多数总集以分体总集的面目出现,所谓的 “全录”思维,主要体现在作家、作品的全覆盖上,而非文体的合并上。其实,明代亦不乏诗文合编,如以 《广文选》 《续文选》为代表的 《文选》续补系列,希求在 《唐文粹》《宋文鉴》 《元文类》之文章正典序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 《皇明文衡》《皇明文征》等,其体例多沿袭前代。这些编者对体制一贯性的认同与继承,压过了明人自己的文体学思考。但更多的没有前贤包袱的编者,则秉持文、诗、词、曲分体而治、各自穷极的总集编纂态度。传统学界之所以重视明人的文学辨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吴讷 《文章辨体》、徐师曾 《文体明辨》、许学夷 《诗源辩体》等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位置。故辨体首先被视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文章总集、诗总集、词总集在唐宋早已成熟,作为一种著述形式,不需要明人的辨体思想来发扬光大。故明人刊刻的总集文献,其文体学意义,在于不经意中形成了一种汉魏六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各有偏重的编纂姿态。显然,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 “文学代胜”观颇为相类。从溯源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在元人文献中已经发端,但阅读所需的文献基石,离不开明清学人对断代文学文本的 “全录式”整理。换句话说,从虞集到王国维,这一套学说的不断完善,是通过观念的演变与文本的凝定二维相互作用并合力达成的。如果我们仅从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提取前人说法,勾勒这一观念演变的脉络,仍有脱离历史语境去抽绎学理的嫌疑。适当地考虑论说者所处时代的知识来源与阅读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四、印本时代:宋本翻刻与宋前文学遗产的整体 “打捞”
  在当代的文学史观中,明代一直被视为庶民的时代。与庶民同流的如小说、戏曲、性灵诗、小品文等,是文学史的座上贵宾;与庶民逆流的,如台阁体、复古文学、八股文等,则评价不高,即使不得不出现在文学史的座席上,也用较短的篇幅带过。其实,视明代为 “庶民时代”的观点,之所以能占据学界的主流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之置于唐宋社会转型的长时段视域下,南宋、元、明、清的文学作品,可以连成一条未有断裂的发展之路,从而完成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理论建构。我们不妨说,为了文学史的顺畅,用 “庶民时代”来统摄南宋以后文学,是较清晰、便捷的一种书写方式。但如果我们专注于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或衔接意义,那么, “庶民时代”并不是最好的标签。前文提到的 “复古时代”“辨体时代”,都是更有辨识度的话题;即使我们侧重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衔接意义,“庶民时代”也不是唯一选择,“印本时代”同样是重要的话题。以往有关明代出版文化的研究,习惯用 “庶民”的眼光来观看印刷业的再次繁荣,更关注日用类书、戏曲、小说等坊刻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刻、家刻及经典集部之坊刻的发展空间,关注得还不够,这需要我们用 “复古时代”的观念,作出适当的调整。按照内山精也的说法,晚宋以陈起为代表的临安书肆商人,以职业编集人的身份,开始主导民间书籍的编刊与流通。①但入元以后直至明正德以前,整整两百年间,不仅书籍出版的种类、数量远不及南宋,连前代已有较大发展的坊刻事业,也近乎销声匿迹。原来遍布苏、浙、蜀、闽的地方刻书风气的消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州县的官刻本,无关商业盈利,其刻书之盛衰,直接取决于地方教育收入的多寡。陆深 《金台纪闻》记载:“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以充馈赆之用。”②其次,明初对民间出版的管理相当严格,永乐时就有 “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 剧,非 律 所 该 载 者,敢 有 收 藏、传 诵、印 卖,一 时 挐 送 法 司 究治”①的禁令。总的来说,明前期的坊刻事业颇为萧条,唯有福建地区尚具规模,连曾是南宋出版中心的浙江,当地文人想要刊印书籍,有时亦需求助于建阳书坊。②
余  论
  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南宋的江湖诗人与金代的 《董解元西厢记》,被视为中国近世文学的重要开端之一。但其后元代的诗文创作,仍延续了唐宋诗文的强势传统,刘基、宋濂、高启这一批由元入明的作家,非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近世化道路上的重要坐标,反而是中国经典诗文的最后黄金一代。置于长时段的视域下,明代文学既是经典时代的终结,又被视为 “新经典”时代的开端。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近世文学发展的起落节点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本质上,都表现为以原创文学为基本单元的 “演变式”文学史观。最后要说的是,无论分体凝定,还是断代凝定,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某一种类型的文本凝定。文本凝定所包含的 “稳定”“汇集”二维,固然都在文献研究的范围内,但它之所以形成,终归是读者需求的反映。只不过当代的古典文学知识体系以时间为主、以文体为辅,让我们将文本凝定中的体裁、朝代等元素视为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宗唐或宗宋、古体或近体在古人创作观念中的差异。相反,像《经世文编》这样以题材定类、分类的文学总集,因为有明显的编者意图,存在随时重组的可能,我们一般不会纳入文本凝定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在文本凝定的过程中,行为人到底持 “全录”的学术性思维,还是 “应用”的功能性思维,成为判断其凝定是否走在正确方向上的重要标准。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 “凝定的意义”。本篇的目的,只限于在文献文化史的范围内提出 “文本凝定”的概念,并作出较合理的论证;但从更宽广的文学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文本凝定所造成的整体知识储备及阅读方式的变化,及其连锁影响下的 “意义的凝定”,是更具开放性的话题,
或有可能为近世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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