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期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研究

一、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之关系谈起

  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还是在晚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无论是西人的观点，还是日韩的学说，不管时代的文学思潮如何风起云涌，普通读者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基本上由两个维度构成，即在传统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雅文学发展之低谷，及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俗文学发展之高潮。前一种情况，来自本土叙事，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继承自 《列朝诗集小传》《四库全书总目》而下的清人批评遗产，视明前期馆阁、中期复古、后期性灵、幽孤等为古典诗文 “走向何方”的不同面相；二是继承明人提出的 “宋无诗”的极端立场，发展为至宋元戛然而止、无问明清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不将宋以后的诗文创作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序列之中。如林传甲在 《中国文学史》中，认为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①故只写到 “唐宋至今文体”“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连诗歌都不提及。后一种情况，源于西方的文艺精神，继承了欧洲的 “中国文学史”观，也包括西学影响下的日本经验。英人翟理思的 《中国文学史》，及多部问世于日本明治后期的 《支那文学史》，对晚近国人的文学观念影响甚大。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 “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②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本土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从学术到文艺、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蜕变过程，较之林传甲、黄人等人的开山之说，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依然得以保留了下来；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亦从贬到褒，渐次升温，但 “文学代胜”观念下的择取式肯定，仍是我们理解作为整体之明代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以上两类评价，其侧重点不同，由此造成了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亦不同。但无论古典诗文，还是小说、戏曲，大家在讨论的多是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于建立在明存文本文献的基础之上的明代文学世界，较少被留意。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基本单元，是作为作者的明代文学家，及作为创造性文本的明代文学作品，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单元串联而成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戏曲、小说的崛起 （无论是事实层面的崛起，还是研究层面的崛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层累型、衍生型文本在明清诗文中的成长空间；也因为印本时代的降临，我们不再关注前代文学文本在明清两代的存录形态与变异情况。所有这些偏重，都无可厚非，毕竟作为近世中段的明代，理应有它独具特色的文学特征，不应跟着前代文学的特性亦步亦趋。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中的明代，是一个 “复古”的标志性时代，直到 “五四”以后，借着俗文学、性灵文学的创作潮流，通过对小说、戏曲、小品文等非传统文类的标举，才在中国文学史中打开了新的局面。“复古”对于明代文学的评价来说，是否沉重的负担，我们且置不论，但对汉唐文学的文本传播与接受来说，处在一个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绝不是什么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