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平衡视角下的中国学前教育供给体系发展研究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1．1问题的提出

  “入园难、入园贵”一度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且目前热度不减。人民网2010年7月27目的报道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记者通过历时半个多月的系列调查，发现“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感到幼儿教育普遍存在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比如，为了让孩子入园，某地400多位家长在一家幼儿园门口排队两天两夜，争夺130个学位，更极端的是在一些地方，某些家长甚至带着帐篷、行军床、躺椅板凳，煎熬九天八夜依然未能遂愿：在南京一些知名幼儿园园长的办公桌上，形形色色的“条子”比辞海还厚，某幼儿园只招80人，“条子”却收了800张。“入园难、入园贵”实际上是学前教育产品供不应求、供需不失衡引起的问题。笔者发现，我国儿童入园难主要是在城市的人口集中区、城市新区、农民工集中区、边远地区，入园贵主要是城市的部分民办园、农村的部分民办园。笔者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个问题?纯粹是经济原因吗?明显不是。因为有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学前教育却多年滑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学前教育却出现过多次波动。这表明有经济因素以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失衡，对学前教育的发展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事实上，世界各国当前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出台了许多新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促进了学前教育的发展。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发现，我国过去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制度等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对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影响较大，造成供给制度的数量、质量、着力点、力度等方面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关于加大立法力度、加强政府主导、加大投入、促进普及与提高、加强管理和监督、缩小差距等方面制度建设的需求，这种制度上的供不应求，引起学前教育的供给至今仍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使学前教育成为了教育体系中的短板。细观我国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历程，笔者发现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与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有时不同向、不同步，这种不同向、不同步使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需失衡，不能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引起学前教育供给不稳定、甚至大滑坡，从而造成学前教育供不应求，出现了“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而在2003年以后，我国学前教育出现了供给制度的发展与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同向、同步的趋势，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得到了部分优化，供需失衡的情况得到了缓解，学前教育供给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因此，论文拟以“入园难、入园贵”为切入点，以供需均衡理论为视角，以研究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为主线，以解决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优化、促进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达到更高水平为核心，通过对有关理论的梳理，对实践问题的分析，着力在理论层面寻找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的依据，在实践层面提出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优化重点，以期提高学前教育供需均衡水平。目前，笔者还没有查到专门研究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文献。因此，从此角度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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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究概念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学前供给制度的变迁及其方向，涉及以下基本概念：供需均衡：这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一般是指在某种产品的市场交易中，需求者愿意买入的价格和数量等于供给者愿意卖出的价格和数量。处于供需均衡状态的价格、数量分别称为均衡价格、均衡数量。在供需曲线图上，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对应的点称为均衡点。若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供给者愿意大量生产，但需求者不愿购买，迫使市场价格回落：若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需求者愿意大量购买，但供给者不愿生产，迫使市场价格回升。市场价格围绕均衡价格上下波动，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1996)。学前教育：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的内涵和外延略有不同。如我国旧称“幼稚教育”，现在有时也称幼儿教育，甚至经常将两者互相代替，有时还出现了文件标题使用“学前教育”，而在文件内容里面多处使用“幼儿教育”。广义的学前教育是指儿童进入小学前(o一6岁或7岁)在家庭、早教机构和幼儿园接受的保育和教育，即严格意义上的幼儿教育：狭义的学前教育则是依据我国国家教委1989年颁发的《幼儿园管理条例》第二条、1996年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第四条的规定，指儿童进入小学之前(3—6岁或7岁)在幼儿园接受的正式的保育和教育，即严格意义上的学前教育，它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可见，狭义的学前教育是广义的学前教育的一部分，即3—6岁的儿童。本文研究的是狭义的学前教育。各国规定的学前教育起讫年限不尽相同。如日本、联邦德国为三至六岁，英国为三至五岁，法国为二至六岁，苏联为出生二个月至七岁。我国现招收三至六、七岁的幼儿(吴文侃，杨文清，1999)。因此，本文若未作特别说明，则是指三至六岁儿童在幼儿园接受的保育和教育服务。学前教育产品：学术界从经济学角度，将学前教育的保育和教育服务称为学前教育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有学者把具有自然属性的公共产品称为技术性公共产品，把具有制度属性的公共产品称为制度性公共产品(吕振宇。2010)。制度性公共产品是指政府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环节为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和交易费用而明确产权关系、确定责权义务所公示的一系列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它不仅强制性约束微观主体的行为，也约束政府的行为(姜文晖，2004)。学前教育供给制度是制度性公共产品，是明确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学前教育供给方面的关系、权利义务的一系列法律性制度，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行为都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搿制度化供给一的公共产品：目前理论界、学术界未提出此概念，笔者认为，该类产品是指国家、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公共利益和满足社会公众需求，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制度，对这类产品的供给数量、质量的供给、供给结构、供给关系以及供给的方式、供给的价格、供给的监管等进行有效调控的产品。如我国当前的义务教育，面对公众不断高涨的需求，党委和政府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由学生承担部分学费的准公共产品变成了学生不交学费的纯公共产品，而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强学前教育制度建设，这些制度使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越来越突出，因此可以称其为制度化供给的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只需要市场规则和国家法律给予保障，其供给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由市场进行调节，不需要国家和地府用制度进行调节。而其它一些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公园、电视和网络等，主要靠技术手段予以调控，由公共供给转向市场供给。学前教育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机构的内涵和外延略有不同。其广义上是指为学前儿童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的保育所、托儿所、幼儿园等机构，有时也称幼儿教育机构；狭义上是指为3-6岁儿童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的机构，在我国主要是指幼儿园。本文所谈的学前教育机构，一般是指为三至六岁儿童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的幼儿园。如法国牧师奥贝兰1771年在孚目创办了幼儿学校，英国欧文1802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为二至六岁的工人子女创办了幼儿学校，德国福禄贝尔1837年创办了幼儿园。中国清朝政府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设蒙养院，后改称为蒙养园、幼稚园，现称为幼儿园。学前教育的供给：经济学意义上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高鸿业，2011)。由此可知，我国学前教育的供给是指学前教育供给主体(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在某一特定时期，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许可范围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就全国而言，学前教育的供给水平主要表现为数量供给的多少、质量供给的高低、供给结构的优劣。学前教育的需求：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由此可知，我国学前教育需求是指学前教育需求主体(儿童及其家长)在一定时期、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既定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一定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当前，我国儿童对学前教育服务的需求总量大、质量要求高，需求的分层化和多元化特点鲜明。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目前未查到正式的定义，笔者认为，广义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是指由国家和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及其政府部门制定的影响和调控学前教育的数量供给、质量供给和供给结构的各项制度，涉及学前教育的法律、政策、规划、标准、投入、管理、评估、监督等方面的制度。狭义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是指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及其管理制度，或称投资及其管理制度。本文是指广义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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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地研究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状况，就需要从公共产品理论角度分析各种公共产品的类型及其供给方式，为分析学前教育产品的属性及其供给方式提供理论依据；需要从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需均衡角度寻找学前教育产品供不应求、“入园难、入园贵”的原因，分析影响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需均衡的因素，从而为促进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优化，提升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需均衡水平找到可行的办法和措施：需要从科学发展理论角度分析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现实制度环境及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为分析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现实制度环境、发展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2．1 公共产品理论
  2．1．1公共产品及其供给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霍布斯关于国家的论述，他认为公共产品由个人享用，但个人难以提供，只能由政府或集体提供。休谟的分析涉及到公共产品理论的核心问题：人是利己的，自利的人存在共同需求：对于满足共同需求的供给，客观上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和可能；只有政府的参与才能有效克服搭便车(张宏军，2010)。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从国家职能角度对公共产品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为财政学奠定了基础。林达尔建立了公共产品最佳供应的数学模型，促进了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胡道玖，2008)。萨缪尔森对纯公共产品或劳务作了经典的定义：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此定义表明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此引申出私人产品的定义：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的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布坎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俱乐部产品”理论，把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Jstncs M．Buchsnsn，1965)。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部性，因此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没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主张政府有必要供给公共产品。如，防洪工程、社会保障、国防等。但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失效的表现和原因，认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存在寻租、效率不高、质量较低、成本过高等政府失灵的问题。戈尔丁、德姆塞茨、布鲁贝克尔等人从理论角度论证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而科斯则从经验的角度论证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韩艳芳，2_006)。科斯定理指出，如果公共产品消费的外部性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得到解决，其生产成本可以得到补偿，私人生产和提供就必然会产生(岳军，2003)。因此，在明确产权或允许收费的情况下，公共产品可以由私人供给或公司合作供给。这表明，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供给，也可以私人供给，或者政府与私人合作供给。这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周敏通过研究指出，政府与其公共部门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或是市场与其私人部门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都不会有效率最大化的结果。理性的制度安排，应当根据各公共产品的具体情况，在政府与私人的供给方式之间，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建立政府与市场混合，公共部门与私人部f-jSq能互补的制度框架。许多准公共产品可以一定程度地市场化，在生产与提供之间实现政府与私人的合作(周敏，2009)。如何治理公共产品使用的低效率和高成本呢?传统经济学有两条主张：一是由政府增加开支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增加使用公共产品的私人成本以限制私人对公共产品的使用。但有时很难奏效，甚至会“投鼠忌器”。胡文政认为，单靠经济手段是不科学的，从长期看，改进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需要用长远的规划、科学的管理

和科技进步来推动(胡文政，2011)。

  2．1．2学前教育的产品属性和供给方式

  公共产品理论为论文科学把握学前教育的产品性质和供给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王一涛认为，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不管是从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还是从维护社会公平角度，都需要政府的补贴(王一涛，2006)。因此，政府对学前教育是否投入、投入多少，往往取决于对其产品性质的认定。有关研究表明，学前教育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排他性和正外部性(戚瑞丰，2008)。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Perry Preschool Program Study)是世界上最早启动、最有名的幼儿教育长期效果研究项目，己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跟踪研究，2004年的研究报告表明：幼儿教育投资是一种最省钱、回报率最大的投资；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年满40岁时，投资回报率最高；对儿童每投入1美元能获得16．14美元的回报，其中，12．9美元回报给社会，个人可获得3．24美元的回报。在对社会的回报中，88％源于犯罪减少，4％体现为节省教育开支，7％源于提高收人而来的增值税，1％源于福利开支的减少。这表明学前教育比其它阶段教育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朱宗顺，2008)。这种正外部性是各国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学前教育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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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供需均衡理论

  供需均衡理论来自于经济学，利用该理论，可以对学前教育产品、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进行深入分析。

  2．2．1产品供需均衡的一般原理

著名经济学家．A．保罗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1996)对某一产品的市场均衡定义如下：当供给和需求的力量通过市场发挥作用，产生了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使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点上，在这个点上，购买者愿意购买的数量正好等于出售者愿意出售的数量，只要其它条件保持相同，价格和数量就趋于保持稳定。在日常生活中，产品的市场均衡状态往往会受到供需两方面的力量影响发生变化，经历不均衡—句衡——不均衡的循环发展过程。一般而言，影响产品市场需求的因素有：产品价格、平均收入、人口、相关产品价格、偏好、预期、特殊因素等；而影响产品市场需求的因素有：产品价格、技术、投入价格、相关产品价格、市场组织、预期、特殊因素等。这些因素往往会单个或多个发生变化，使供需力量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从而使均衡点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价格往往会围绕均衡价格产生波动。当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生产者就会大量生产该产品，但消费者购买的意愿下降，造成部分产品不能按市场价格销售而出现生产过剩，迫使销售价格逐步下降，向均衡价格靠拢；反之，当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消费者就会大量购买该产品，但生产者生产的意愿下降，造成产品不能按市场价格生产而出现短缺，迫使销售价格逐步上升，向均衡价格靠拢。生产过剩或产品短缺，均会使资源产生浪费。因市场主体利润最大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要依靠市场自行调节走向新的均衡来解决生产过剩或产品短缺很难，或者花费的时间很长，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对于市场失灵，往往由政府通过立法、规划、财政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举措来进行及时有效的调节。上述原理主要适用于私人产品。对于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既要像分析私人产品的供需均衡那样去分析其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的影响因素，又要考虑到它们不存在市场价格，其交易或消费与政治程序、制度设计密不可分，需要形成从需求表达到需求识别直至作出供给决策的良性渠道，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闵琪，2011)。各类社会产品供需均衡的调控力量各不相同。对于私人产品，如日用消费品，其供需均衡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对于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其供需均衡以政府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2．2．2学前教育供需均衡的原理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儿童一生幸福的开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知识经济成为社会发展潮流的当代，终身教育成为各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举措。这些发展趋势使学前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达到了历史最高程度。学前教育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产品，不仅儿童的需求逐步增加，而且家长、政府、社会对其需求也大幅增加。这种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演进而逐步增加的。学前教育的需求增加，既表现为愿意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数量明显增加，又表现为对学前教育的质优价廉有更高的需求，有更多层次、更加个性化的需求。影响学前教育需求的因素主要有：学前教育的收费标准、幼儿园的办园质量、幼儿园与儿童住址的距离、其它阶段教育的影响、科技发展水平、学前儿童总数、儿童家庭收入水平、儿童家长文化水平、儿童家长的对学前教育的认识水平、儿童家长对学前教育成效的预期、儿童入园的鼓励和支持政策等。如果要增加学前教育的需求，就可以在降低收费标准、提高办园质量、就近入园、发展其它阶段教育、提高科技水平、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长文化水平、提高家长认识水平、提高家长对学前教育的预期、资助儿童入园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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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过程

  3．2 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趋势

  3．3 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规律

  3．4 宏观制度环境对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影响

  小结

  4．1 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过程

  4．2 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特点

  4．3 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需现状分析

  小结

  5．1 我国学前教育供需矛盾的统计分析

  5．2 我国学前教育供需主体的博弈分析

  5．3 我国学前教育供给规模影响因素的数理分

  小结

  6．1 川南Y市学前教育的基本情况

  6．2 川南Y市学前教育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6．3 调查对象对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基本需求

  小结

 通过前面的理论分析、史料分析和实证分析，笔者发现，我国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不应求，对学前教育产品的供不应求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考虑各种主客观影响因素，增加和改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给。比较可行的策略就是对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进行优化，提高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供需均衡的水平。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优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公共工程，笔者建议我国各级政府运用先进的理论作指导，顺应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紧跟我国宏观制度环境的发展方向，对学前教育供给制度进行同向同步的改革创新，使我国学前教育的供给进一步制度化，增强科学理性。

  7．1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我国要优化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就应该在理论上以供需均衡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科学发展理论为指导，对学前教育的属性定位、供给制度发展的最佳路径、优化供给制度的指导思想进行充分把握，方能对制度优化提出科学性较强的对策。

  7．1．1遵循公共产品理论科学定位学前教育的属性

  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和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学前教育的属性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演进、制度的完善，逐渐由私人产品演变为准公共产品，甚至有的国家和我国部分省市已在实际上将其定位于纯公共产品；国家制度对供给的影响和调控力度越来越大，使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制度化供给的公共产品。因此，遵循公共产品理论，把握好学前教育产品属性的变化趋势，有利于我国社会各界提高对学前教育产品的认识，科学定位我国学前教育产品今后的属性，既能避免仍把学前教育定位于私人产品，全面推向市场，不愿承担政府的主导责任；又能避免过早地把学前教育定位于纯公共产品，使政府供给负担大增，使社会力量办园被压缩或被排斥，使学前教育的发展不可持续。

  7．1．2遵循供需均衡理论明确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方向

  在促进学前教育供需均衡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逐步得到了优化和制度化，使供给制度自身的供需均衡水平也得到了逐步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文化的演进、制度的健全，我国家长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求数量会一直居高不下，对学前教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学前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期望越来越高。而学前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其公共性越来越强，其供给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承受力，在短期内难以百分之百地保证儿童入园，也难以全面满足家长对学前教育“高消费”方面的要求。因此，供给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注重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比较可行的供给策略是：学前教育的公共供给以保基本、抓普及、提质量、增公平、促均衡为主，市场供给则以满足家长多层次、个性化需求为主。这一策略能使学前教育的供需均衡的水平稳步提高。学前教育产品的这一供给策略将成为我国今后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主要需求。对于这个需求，按部就班地沿用现有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则会使制度的供不应求的问题加重；而要退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低价园制度，许多人都会担心办成低质园而坚决抵制，大量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若要超前地建立免费学前教育、高规格学前教育的供给制度，则因国家的财力等条件限制、家长的接受力限制而难以持续有效地实施，会造成“供过于求”，产生资源浪费。因此，比较可行的、顺应宏观制度环境发展趋势、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趋势的制度供给策略是对学前教育供给制度进行优化，从而使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水平逐步提高。对于社会各界提出的加快学前教育立法进程、加大学前教育普及程度、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加强学前教育管理、加大弱势儿童帮扶力度、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等要给制度的着力点，把政府主导、加快立法、加大投入、支持民办、加强监管、缩小差距等作为供给制度优化的重点。

  7．1．3遵循科学发展理论促进学前教育持续有效地发展

  从科学发展理论视角看，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仅有1 10年历史，却有大起大落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开放前，一度大干快上，幼儿园数量大增，质量却很低；又曾一度大力调整而后关停，处于停办、半停办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走上了城乡二元发展的路径依赖，又走上了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道路，学前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和短板状态，一度造成学前教育在世纪之交将近10年的连续下降。进入新世纪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逐步使国家扭转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经济轻社会的发展方向，实行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一体发展、工业与农业统筹发展和互动发展的发展战略，学前教育的在园儿童数、入园率持续10多年连年上升，学前教育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园际差距得到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得到缓解。这表明，过去的盲目发展使学前教育的发展受到抑制和损害，当前的科学发展有利于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遵循科学发展理论，把它作为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优化的指导思想，就能够促进学前教育与其它阶段的教育协调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消除短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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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顺藤摸瓜，抽丝剥茧，以“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为切入口，以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优化为主要问题，以供需均衡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深入研究，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一、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具有特定的规律性，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制度空缺阶段、公共供给制度产生阶段、市场供给制度增多阶段、政府主导供给的制度强化阶段等四个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演进和公共制度健全，使学前教育的宏观制度环境逐步改善，推动学前教育的供给对需求的增长不断作出反应或回应，使学前教育的供需不断经历不均衡——均衡——不均衡的循环发展过程，均衡的水平螺旋式提升。学前教育需求水平的提升使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需求逐步增加，促使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给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或回应，引起供给制度逐步增加和完善。当前，许多国家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已经走上了政府主导供给的制度强化道路，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优化程度逐步提高，其供需均衡水平也螺旋式上升。二、学前教育的“制度化供给公共产品”属性日益增强，当前学前教育产品具有很强的公共需求性、基础性和正外部性，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用制度促进学前教育的公平与均衡发展，实行制度化供给。通过对世界和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发展过程的考察，发现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弱到强，政府在学前教育供给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学前教育走向了制度化供给的道路。这一趋势不但推动了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完善，而且使学前教育产品的“制度化供给”公共产品属性日渐增强。因此，要解决我国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强化学前教育“制度化供给”的公共产品性质。这既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建设主导学前教育的供给，加大公共供给力度，又需要通过制度供给有效地激励社会力量增加供给。三、我国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通过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史的分析、川南Y市的实证调查、对1992—2013年学前教育发展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对2012年各省市学前教育财政支出比例的聚类分析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和具体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对“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加速了社会化进程。在我国己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中，曾经忽视了科学发展理论的基本原理，片面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重城市轻农村、重沿海轻西部、重公办轻民办、重优轻劣。这些宏观制度环境还在继续发挥“路径依赖”的作用，其改善过程比较漫长，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这使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也被打上相应的烙印，在解决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优、供需均衡水平不高等问题上乏力。在社会经济转型期，我国出现了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缺陷性缺口，而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对独生子女的高度重视，撕大了缺口，促成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的产生和加剧。在我国当前各项具体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中，缺乏提升学前教育地位、明确学前教育产品属性的法律，学前教育的管理不独立，经费投入比例无刚性规定，对政府的公共供给责任和主导作用未制度化，公共供给与私人供给的责任、边界无法律依据予以明确，对弱势儿童、弱势幼儿园、弱势地区的帮扶和资助政策缺乏可持续的制度支持。这些制度缺陷使我国学前教育的供给数量不稳定，供给结构不科学，供需均衡水平难以稳步提升。四、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优化应突出重点，通过历史分析和数理分析发现，我国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对学前教育的供给有显著影响。因此，今后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着力点应放在满足公众关于加大立法力度、加强政府主导、增加投入、支持民办、提高质量、加强监管、缩小差距等普遍性、集中性的需求上，努力增加和改善学前教育供给。我国未来的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应该以合理调增学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调整学前教育支出的范围和结构等为核心，作出以下三个方面与世界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发展趋势、我国宏观制度环境改善方向同向同步的改革创新：一是增加那些能突出学前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的制度，二是增加那些能强化政府公共责任的制度，三是健全那些能规范供给行为的公共制度。通过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不断优化，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和主导作用，提升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供需均衡水平，促进学前教育产品的供需均衡水平随之提高。由于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度不够，造成学前教育的社会地位不高，在整个教育体系处于短板状态和弱势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缺乏对学前教育度应有的关注，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的数据不连贯、积累较少，采集相当困难，加之本人的学术研究能力所限，以致本文的定性分析的准确性大打折扣，特别是论文的纵向数据分析难以开展，构建的数学模型难以进行有效的验证，以致结论缺乏强有力的数据分析支撑，对市场供给的调研少，未能深入研究市场供给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学前教育供给规模的影响。鉴于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笔者在今后的研究生涯中，将持续关注学前教育问题，并将更多精力放在定量研究、各地区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和民办学前教育制度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