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农业经济学探讨

  农业经济学是经济学在农业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其理论层面的基本框架是给定时空条件下的农业资源优化配置。在现实中，由于抽象层次上的理想化条件十分苛刻，农业经济运行往往并不按照理论框架行事，显示出很强的人为干预色彩，更适用的解释框架来自政治经济学，例如农业支持保护的设定。在框架层面，农业经济学的解释力来自“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共同用。从学科发展来看，农业经济学自身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百年以来，从要素配置角度，劳动经济学、土地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逐步从农业经济学中分化独立出来。近年来，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介入，学科细分与内容发展日趋纵深化，如食物经济学。无论学科如何分化，对象形式如何丰富，站在经济学视角，其核心解释力仍然来自“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大火到刚果盆地的大火渊源，从美国中部大平原的农场主到中国西南丘陵山区的小农户所面临的困境，在农业经济学的框架下，无论在价值判断上有何种差异，底层逻辑却都是一致的，这也是农业经济学能够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一、农产品市场的价值容器

  在传统的市场理论中，并不存在价值容器，市场的一次性出清都是以价格涨跌进行平衡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一个极端事实是: 2020 年 4 月 20 日( 美国时间) 美国原油期货市场WTI5 月合约收于每桶－36．79 美元，除了技术性的“逼仓”因素之外，仓容约束成为负价格的决定因素，价值容器概念进入讨论范围。在抽象的商品市场上，并不存在价值容器，即便是存货，存储与折旧费用在商品价值中的份额依然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显然，这一抽象对应的事实基础更偏向工业品与服务，对初级产品而言，价值容器的成本与商品价值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可以忽略的。更为重要的是，价值容器并不同于交易成本( Coase，1937) ，而是市场交易的特定载体。从识别来看，可以采取反证的方式，即: 如果脱离了价值容器，那么交易则无法实现。交易成本指的是为了完成交易而支付的成本，例如信息搜集、谈判议价等; 价值容器则是商品交易的市场载体，当商品属性越接近抽象事物，那么所需要的价值容器就越小，例如服务、知识产权，其交易载体就接近理想条件; 当商品属性越具体，尤其是形态受时空约束的事物，例如原油、矿产、农产品，其交易所需的价值容器就会更大，而容器自身成本因为相对比例较高，因此市场矛盾也会凸显出来。现实中很多商品生产无法实现市场价值，原因也在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容器，在农业领域表现最为突出，例如“杀牛倒奶”“菜烂在地里”等。

二、农户生计背后风险与规模的关系

  农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其理论逻辑和解释框架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在农业经济学中，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研究问题，即农户生计的外部性，这一点不同于福利经济学讨论的收入分配，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公共经济学中税收与生产者行为。其隐含的逻辑是: 农户破产将会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粮食安全。那么，面对确保粮食安全的公共政策时，农户生计就具有了外部性。这也使得价值判断发生了畸变。就学科本身而言，价值中性本应是唯一尺度，正是因为农户生计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学科的价值判断尺度产生分歧。这种分歧有时候甚至还会带来认识偏差。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有必要重新讨论农户生计背后的农业风险与规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超限风险冲击之后的价值判断问题。从直观事实出发，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其可以承担的风险损失往往越大，正如轮船吨位越大抗风浪能力越强。这一直观事实在经济学层面的表达也是更倾向于工业领域，毕竟大企业拥有更高的效率，同等条件下风险控制能力更强。有观点认为，大规模农业投资有利于升级风险应对措施，甚至可以平抑一部分市场风险。事实上，在农业领域中，风险与规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Ｒosenzweig and Binswanger，1992) ，或者说现有农业生产的规模仍然不足以平衡自然和市场风险，意即: 现有的农业风险对不同生产主体而言往往都是超限的

三、农业政策的工具讨论

  农业经济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供政策工具，并对不同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从政策本身来看，由于政策供给的有限性，其分配必然服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结果，“精英俘获”“逆向选择”等不良结果往往成为现实选择。这种结果并不因政治制度而改变，只是表现方式和工具强度存在差异。能够观察到的，对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援助恶化了本地的粮食安全，其原因在于粮食援助加大了本地粮食供给，压低了本地粮食价格，造成本地粮食生产者的利益损失，从而降低了生产积极性并产生了对粮食援助的进一步依赖。这也是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现实矛盾。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工具来说，这一情况也不鲜见。一方面是农业投资中的锦上添花，例如各种形式的农业项目申报，使得一批并不具备经济可行的项目得以实施，进而促成了专门以项目申报为名的灰色产业链，最后带来的结果要么是不可持续的烂尾项目，要么是“一鱼多吃”的光环项目，造成了大量的政策资源浪费( 冯猛，2009) 。另一方面是农业支持中存在的价值偏向，使得相当数量的非效率生产得以延续，从而在整体上进一步推高了农业生产成本，例如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将价格支持政策析出为级差地租，从而使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从良好愿望变成更残酷事实( 胡冰川，2016) 。由此可见，政策与市场在互嵌过程中的矛盾是一般意义上的。除中国之外，各国的农业政策或多或少也存在类似问题，其中日本农业政策尤为极端，并最终使得农业政策在农业经济学的框架下无法获得解释，只能通过政治学和社会学框架进行阐释，政策工具不仅改变了产业形态，同时也对学科发展形成了侵蚀。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对中国农业政策的讨论与反思到达一个新的层面，原因在于原先的政策工具与手段面临很大的挑战，表现为: 财政补贴的不可持续，农业产出的结构性矛盾，生物安全风险等环境压力加剧。其中一部分政策工具可以在学科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并得到优化，还有一部分政策工具的评价与讨论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或者新的分析框架，如前所述的价值判断问题。由于农产品市场存在特定的价值容器，寄希望于理想的市场逻辑来解决农产品市场出清与价值链衔接，在现实中未必尽然。农业政策的工具创设在本源上是为了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但是在工具运用过程中，由于价值偏向的存在，往往使得农业政策的执行效果与创设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分歧，有时差异还会很大。在此背景下，学科理应为政策改进提供可靠的科学支撑和思想指引。

四、简要小结

  农业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在横向上表现为专业知识体系的不断分化，使得新学科不断涌现。现代农业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政策系谱分析。就中国农业实践而言，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农业发展模式快速转型为高度的政策依赖，其背景在于: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农业产出比例相对下降，使得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农业政策工具成为主导力量。如果细究，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农业政策不仅工具是非效率的，甚至目标也是非效率的。当然，在财政相对宽松的背景下，效率服从效果。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从学科发展角度，在农业资源配置领域，需要对传统农产品市场交易中的价值容器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这一点并不是颠覆传统的分析框架，而是将农产品自身特征纳入市场交易机制，从而提供更为合理的逻辑解释。此外，新冠疫情对现行农业政策带来的冲击更大，传统的农业政策工具在财政收缩背景下很难继续维系，进一步的政策改革方向显然需要效率优先，从学科发展角度，也需要更新思想，为新冠疫情以后的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胡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