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概论论文：法理时代环境法学范畴体系初探

  首先，环境权利说之环境权利不可能成为环境法学的基石范畴。环境权利说是在我国最早出现且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其理论依据来源于法理学界的权利本位说，对此史玉成已进行了详尽梳理和阐释，并对其作为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之缺陷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不过，他对权利本位说似乎存在着误解，并未看到环境权利说背后的深层矛盾，即权利被认定为既是法学和法哲学的基石范畴，同时也与义务一起属于中心范畴，从而导致权利的定位不清晰，导致逻辑上的不严密。因为彼此所论争的权利到底是在基石范畴意义上讲的，还是在中心范畴或者核心范畴来讲的。这样就容易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尽管权利看起来不仅是法哲学的范畴，还是所有部门法学的范畴，不仅有应有权利、习惯权利，还有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之分，但更多意义上是却在部门法学意义上制定法层面来使用的，即通过法律规范分配、实现和修复权利与义务来“定争止纷”、维续社会秩序。而在部门法学，制定法意义上的权利应当和义务共同作用才能发挥其功能，所以权利与义务两者处于同一层面，两者之间具有数量上等值、功能上互补等关系。而价值意义上的主次关系更多体现在应然层面，在制定法层面则并不明显。因此，如果权利被提升为作为位阶最高且唯一的基石范畴，则也具有了可讨论必要［1］。为何出现自然法层面的权利与实在法层面权利之间的混乱呢? 笔者认为，由于权利概念是源自于西方语境的舶来品，其拉丁文是 jus。而这一概念不仅是权利的词源，还同是“正当”和“法律”的词源。权利的另一个英文“right”，除了指权利外，也同样有“正义”之义。尽管西方学者对其不同层面的含义进行了区分，但西方语境中的权利概念与正当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德语中，“Ｒecht”不仅指法、法律，还指权利，由此有学者对其《法哲学原理》的翻译产生质疑［4］。而在翻译过程中，源自于“jus”同一个概念可能被译为法律、正当或权利。这就无意间割裂了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这是因为在汉语的世界里，法、权利并不天然地与正当相联。据考证，在中国古代，“权利”两个字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中，多指权势、权威之意，如“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①，“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线不能荡也”②，“穷则生智而权利”③。后来，权利也被用于与被推崇的儒家仁义、德操等相对应乃至相对立的场合［3］。即便是在今天的辞典中，与权相关的成语也多如此④。可见在汉语语境，该词汇具有贬义意味，神圣性不足，也难以跟正当、正义联系在一起。由此，当将权利作为法学基石范畴时，其实更多是在“jus”的“正当”或“正义”层面上讲的。而当把权利与义务一并作为法学中心范畴时，则更多是“jus”的“权利”层面，即实在法上讲的。也正是将本来应意指正义的也适用了权利来表述。这就导致了混乱，才会使得权利既被视为基石范畴，又被视为中心范畴。在环境法学，环境权利是否可作为其基石范畴，也存在同样的深层问题，但否可作为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