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影响公共服务的经济学机理与实现路径分析

学术上最早对公共服务提出定义的是法国学者莱昂·狄骥，他主张以公共服来定义国家。在其著作《公法变迁》（1912）中，他提出公共服务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而任何与促进和实现社会团结密切相关，且必须由政府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5。经济学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将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和利益上的非竞争性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作为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失灵的根源。在较长一段时间，公共服务被等同于公共产品，或作为其中的具体内容很少有单独的概念界定6。柏良泽（2008）主张超越经济学公共产品性质的逻辑，综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运用公共管理的逻辑和视角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公共服务是一个永恒的时代命题，每个时代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对自身发展的更高追求，都推动着公共服务不断推陈出新。公共服务也是一个社会高度参与的系统，除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与本土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观念等密切相关，很难直接借鉴搬用一套现成的模式。放眼世界，各国公共服务发展状态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缺乏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提高国民素质和生产力水平的重大障碍；另一方面，伴随高额税收的高福利模式已经显现出弊病，发达国家不断尝试各类公共管理改革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国家和城市能够宣称其公共服务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相反，一些原本被世人羡慕的福利国家和地区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公共服务创新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历史性命题，如何顺应数字时代的到来，探索出一条既适合于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这一国情，又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新道路尤为重要。2006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第一次强调了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服务职能。2006 年至今，伴随着长达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显著拉大，公共服务日益成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面临人口、资源和发展的三大刚性约束，其中巨量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是被动性约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主动性约束1。人口和资源的约束迫使人口向城市高度聚集，城市群以其较高的资源集约利用效率和人口承载能力而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导路径和重要空间形态。发展的追求则要求聚集得舒适且富足，公共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底线要求，是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地板”。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公共服务从排斥外来人口的选择性服务向一视同仁的全覆盖服务转变，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变化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作为明显短板，已经成为制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2019 年，我国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 60.60%，比上年同比增长 1.02个百分点，约 8.48 亿人口生活在城镇，高度浓缩地走过西方上百年才实现的城镇化程度。在这一城镇化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重土地、轻人口”的发展模式使公共服务欠账较多。一方面，现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效率瓶颈，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数量、内容、品质、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