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实践存在的问题及措施探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了重要部署，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２０１８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现代化市场体系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展开了激烈讨论，本报告综述如下

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学者们对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进行了论述。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一般而言，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要依靠具体的市场运行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涉及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交换主体的独立性，二是市场主体决策经营的自主性。基于这一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①市场经济理论是不是中性的？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理论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一般原理，还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区别对待。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要求以市场化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市场在竞争性的资源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②同时，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各类市场组成的完整体系，但它不是各个独立的市场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社会总体交换过程中，各类市场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按其内在联系而形成的一种有机结合。依法治市是经济运行和正当经营的重要保证，必须治理经常出现的市场乱局，建立健全科学严密、活而不乱的市场秩序，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现实中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有变化的，所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不一样的。②当前我们国家仍然面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要利用和驾驭已具备二重属性的市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更要在发展过程中把握住社会主义方向。③另外，也有学者总结了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翼学者对市场经济的新思考，他们认为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周期性，表明自由放任市场的终结；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国家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是经济繁荣的障碍；市场经济追逐利润最大化和为少数人服务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民主的实施和效果；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调节工具，它可以与不同社会结构相结合，包括社会主义社会。④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存在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注重静态配置效率以及忽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样性等局限，而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共进共生、积极渐进的演变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独特道路，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关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研究

 ２０１８年，由于社会中出现了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问题成为理论热点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多种场合重申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针，有力地驳斥了“民营经济离场论”等错误言论。除此之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也是学界讨论的重点。 混合所有制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之举，有利于微观资源合理配置，同时也是破除体制障碍、维护宏观制度稳定的有效途径。①从宏观层面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如何处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什么样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坚持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辩证统一，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特性，有力地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释放了经济活力。②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需正确认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客观现实。③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程中，我们一方面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不断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同时我们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衡发展之路。④对于非公有制也要有正确的认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创新在相关制度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其演进轨迹可分为由“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同等待遇论”“同等地位论”构成的五个递进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其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并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显示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双轨制特征和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辩证统一。⑤有学者指出，西方相关理论宣称的“私有制高效论”和“公地悲剧论”等都是错误的，初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公有制高效论”。⑥因此，有学者指出，所有制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尚处于正向效应阶段，混合所有制是比较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继续完善现代经济体系，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①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企业层面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围绕“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改革和微观主体市场化之路。②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不同所有者共同出资组成法人组织，成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体现形式。③新时代调整和完善资本结构，必须坚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坚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要求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共同领导、影响私人资本运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资本结构调整和资本价值增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同时，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⑤新时代，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⑥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是通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现的。同时，正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我国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①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其对ＧＤＰ的贡献，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②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也从改革开放之初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③总之，我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在共生发展关系，为更好地实现两者之间的共生发展关系，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精准扶贫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从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的必要性来看，现阶段我国分配关系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实际上也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种表现。经过４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收入分配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已经从企业内部的职工收入差异转化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而导致的劳动报酬差异。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基本分配制度为基础，不断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为实现共享发展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基本制度保障。①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②从收入分配理论角度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分配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分析现实的分配关系和重大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③因此，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坚持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渐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占比，增强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再分配领域的调节作用。④刘灿教授立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梳理了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和西方学者的相关思想，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上，我们要注意这种制度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提升经济效率的内洽性。在此基础上，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一种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权利分布及收入分配状态，以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
四、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涉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地“三权”分置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问题。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谭秋成认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一种集体经济，并且这种集体经济在产权结构、生产效率、收益分配等方面与以前的人民公社截然不同。②这种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生产力快速恢复，但是其并没有走上“统分结合”的理想化道路，反而造成了小农经济的分散化、碎片化，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我们不断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动力，发展多元化的农村经济模式。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家庭经济合作社兴起等激发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阻碍着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张旭和隋筱童认为我国集体经济存在农地细碎化、政府公共体系滞后、成员资格和土地价值界定不明确等困境；①而王娜、胡联从我国集体经济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认为我国集体经济整体力量下降、收入来源匮乏以及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制约其进一步的发展；②仝志辉、陈淑龙在对我国集体经济问题进行探析时指出，内生动力和激励机制的缺失以及集体经济发展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其发展动力不足。③综上所述，我国集体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顶层设计与实践操作这一内在矛盾，仍需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磨合，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来，由于过分强调“分”而对“统”长期忽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①农村家庭农场和经济合作社的兴起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补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短板，对集体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张红宇认为，它是集生产主体与服务主体为一身，将普通农户与新型主体融于一体，具备联系农民、服务自我的功能。②除此之外，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服务接轨的过程中，农村家庭农场和经济合作社无疑是诸多路径中非常适用且合意的主体和载体，③它降低了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助于共享收益。然而，钟真通过调研发现，合作社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在各地发展不平衡，面临的挑战较多。他指出，合作社当前主要存在虚化和异化两个问题：一是合作社在生产经营中没有发挥其正式经济组织的基本功能；二是合作社因外部发展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二者之间存在特殊性，表现出非合作社的特点。④同时，郎帅、辛璐璐认为当前合作社基础薄弱、成员素质低下以及制度建设的不规范已成为其实践道路上的“绊脚石”。⑤明确界定合作社的功能与服务，完善其统分结合的利益分配机制，实施针对性的帮扶政策等，⑥有助于扫清农村家庭农场和经济合作社道路上的障碍，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

五、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现代化市场体系构建的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主线，建立现代化市场体系是完善我国市场经体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只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才能更好解决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只有建立了现代化市场体系，才能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①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改革举措是解决该矛盾的根本之道。学术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内涵及路径进行了深度聚焦。首先，周密、刘霞辉认为，工业企业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产能的大量过剩、资金的大量外流以及非政府补贴的非僵尸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导致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速出台。②沈坤荣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４０周年进行回顾发现，当前我国仍面临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发展质量和效应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实体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不够等困境，③进一步“倒逼”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战略部署，以逐步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六、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贸易摩擦的讨论

  近年来，面对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全球化正在转型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发展。２０１８年，学者们也围绕中美贸易摩擦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了研究关于新时代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欧阳康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国内事务与当代世界的国际事务已经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必须科学合理地统筹世界和中国两个大局并推动全球治理格局和中国国家治理均向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从国际方面看，既要能够主动适应全球治理变局及其多维挑战，更要能够引领全球治理变局走向健康方向；从国内来看，既要依托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要能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和高水平的“内外兼修”，并真诚谋求“合作共赢”，我们才有可能在二者的有机结合基础上既加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做出更加积极有效的贡献。⑤实践是话语的根本支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秦明月认为，一方面，要塑造新型大国关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这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也要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以高度的战略格局与历史担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就周边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奉行正确的义利观，积极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支撑，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①马艳教授认为，在发展理念方面要增强“逆不平等性”意识，而不是单纯地开放经济和参与全球化；在发展战略上要更加明确以“逆不平等性”为根本宗旨；在具体政策上要加强“逆不平等性”的具体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行。②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沿线各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不仅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推动着国际秩序朝着超越零和博弈、追求共赢的方向演进。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和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认为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根源是美国自身的资本积累出现了问题。一直以来，美国以技术垄断为主，导致非技术人员的就业成为问题。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美国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美国需要贸易逆差以维持美元发行，通过贸易战极力维护技术垄断与金融垄断，解决中低层就业问题，继续维护垄断资本主义。面对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引发的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往来与贸易应该超越传统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信任，应探寻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之路。我国应该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再全球化潮流，开创各国人民合作共赢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