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囚徒困境

一、背景

  近年来，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为困扰学前教育界的一大难题。关于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学术界并未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主要是通过描述“小学化”的现象来界定内涵。比如: 教育内容涉及拼音、识字、计算等课程; 教育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减少儿童游戏活动时间; 教育评价以考试和分数作为评价手段和标准等方面［1］。这些方式方法不仅给孩子带来学习与生活压力，家长们更是有沉重的心理负担。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制止“小学化”的发展。2010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倾向［2］; 2011 年出台《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旨在保障幼儿健康成长［3］; 2018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坚决克服和纠正“小学化”倾向，小学起始年级必须按国家课程标准坚持零起点教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也纷纷发布通知和意见，力求遏制“小学化”之风。学术界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诸多解决方案，比如臧玲玲( 2016)［4］从儿童观的角度出发解决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问题，马建生等人( 2019)［1］基于“儿 童 发 展 中 心”的 角 度 进 行“小 学 化”分 析，余 璐( 2019)［5］则以入学准备为突破点进行“小学化”问题解决。但是在实际推行中，部分园所依旧坚持开展“小学化”教学活动，更有甚者表面响应号召，坚持幼儿园教育去“小学化”，但在实行中仍坚持“小学化”。这导致“小学化”问题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民生问题，不能仅局限于教育的角度进行分析，更要从社会层面进行考虑，从参与幼儿教育的各个主体进行分析与研究。而参与幼儿教育活动的各个教育主体的教育行为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博弈过程［6］。本文拟从博弈论这一角度就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问题进行探讨，尝试缓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矛盾，为家长与园所提供一些理论建议。博弈论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正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研究领域，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7］。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 人是理性的，即指行动者具有推理能力，面对策略选择时，以对其他局中人将如何反应的判断为基础，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囚徒困境则是博弈论中一个被广泛研究的经典案例。两个共同作案的小偷被带入警察局后单独审问，有以下几种情况:( 1) 一方招认出他们以前所做的全部违法之事，另一方不招认，则招认方会被作为证人无罪释放，未招认方将被重判 10 年。( 2) 双方都不招认，则警察只能对他们的小偷行为进行惩戒，各判 1 年。( 3) 双方都招认，则各判 8 年。虽然对两个小偷而言，最好的做法就是都不招供，但如果我们事先假设他们都是理性的，即会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且审问是相互独立的，他们彼此事先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这时，每个小偷都会这样推理: 假如对方没招，我只要一招供，就能被释放; 假如对方招了，我若不招，则要坐 10 年牢。所以无论对方招与不招，自己的最优策略都是招供［8］。两位小偷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达成利益均衡，我们称之为“纳什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