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实施的经济后果研究述评

  摘 要：文章就产业政策工具的表现形式和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理论研究、以产业经济学为视角对产业政策及其后果的专门研究，以及结合产业政策、融投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考察的研究等方面对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情形做了总结和概括。 发现将产业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结合的系统化量化研究偏少，并指出了其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对相关研究者开拓视角具有启发性意义：一是必须将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置于一个视野更加开阔的研究框架之中，去发现新的研究对象或领域。二是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不同政策手段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 这也是现有研究存在的盲点。 三是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研究仍显不足。

  关键词：产业政策；经济后果；产业经济学；融投资决策

  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科技、文化及国际政治影响力，都成了世界舞台上难以忽视的重要力量。 同时，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均处于深度调整中，国际经济形势尚未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淖。 然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争端给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蒙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尤其是自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攻击再度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将以产业政策研究文献为依托，着眼于对产业政策实施的经济后果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展现产业政策的基本功能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所呈现的不同后果，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概览式的观察视角，以便发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为产业政策的施策者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产业政策及其实施的基本工具与手段综述

  “产业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产业目标，进而促进微观企业创新，改善企业绩效，推动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各项措施的总和。 “产业政策” 实施过程中，国家（或政府）往往会基于当前或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考虑，选择支持一些行业，实现有选择性的、阶段性经济发展预期。因此，国家产业政策的不同取向，将影响到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情况

一般而言，受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获得资源较多进而促进其发展；反之，将相对受到抑制，乃至衰落，被淘汰出局。 所以，不同的产业政策导向及其资源流向对产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我国目前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的手段常常是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的混合运用。 如表 １ 所示。

二、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综述

  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之一，正日益为世界各国广泛使用。 而经济政策的普遍实施，首先起源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大萧条时所导致的经济政策革命。对经济政策做专门的研究，是这场经济政策革命的深化和延续。 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指财政、货币政策，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是其基石。二战后，由于世界各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同时，在经济政策领域里，由于各种经济政策相互关联和渗透，需要扩大和拓展经济政策工具，以适应经济新形势和应对经济新变化。 产业政策，旨在协调产业资源配置进而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据考证，“产业政策”的概念形成于二次大战后的法国，后来传入日本。 而“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日文文献介绍到我国。Ｅｌｉｓａ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等人以跨专业化产业集群计划为视角，研究了中国南方的产业发展政策和绩效。［３５］从他们的实证分析方法来看，虽然他们对政策强度与产业绩效做了统计数值上的计算和比较，但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检验，如政策强度与产业绩效之间是否有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产业政策对融投资的影响以及产业政策是否影响融投资的绩效等问题，作者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从其实证方法和结论来看，他们对产业政策和产业（企业）绩效的研究，方法是较为初等的，结论也是初步的。宋凌云、王贤斌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中国地方产业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但并未涉及融投资效率。

三、对相关文献的评价及其展望

  产业政策调整的对象是产业。 实施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对各个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主动调整，使之符合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 经济赶超，往往存在于落后国家之中，其发展特点具有早期经济发展和当代发展中经济体开发的二重属性。 对于落后国家经济赶超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现代经济思想界，英国的亚当·斯密、德国的李斯特均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前者为经济学走向科学奠定了体系化的研究线索，后者为后起国家的赶超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中，阐释了落后国家有别于先进国家的经济哲学、经济战略和政策的依据，深刻论述了唯生产力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幼稚产业保护论，并认为推动经济发展是国家的重要责任。 落后国家，尤其是韩、日深受李斯特的发展阶段和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浸染。 而李斯特的经济方案，与斯密所倡导的，具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看不见的手”、托马斯·杰斐逊的“小政府”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产业政策在西方属于意识形态较强的术语，人们往往将其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计划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在美国根本不提产业政策一词，而是将产业政策表现在以立法形式出现的各种措施或制度之中。 例如，对教育、医疗、保险的立法，对与国外贸易政策的立法，对与特殊战略物资的立法，对特种商品的管制与投资的立法，等等，无疑会影响着不同的行业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二是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不同政策手段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 这也是现有研究存在的盲点。 例如，产业政策运用的具体手段有：一是经济手段，包括（１） 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特别折旧等；（２） 贷款优惠、股权融资、政府担保；（３）外贸优惠与保护；（４）政府采购。 二是法律手段，包括落实产业政策，维护市场秩序。三是行政手段，包括（１） 外汇、信贷、物资、外资等的配额；（２）进口、投资、生产经营、技术等的许可；（３）经济信息传递；（４）流通、分配、所有制、劳动制度等的改革等。 或许不同的政策手段存在不同的政策效应，但这些政策手段的异质性分析，在现有文献中极为缺乏，也是我们展开产业政策交叉研究极为重要的领域。三是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研究，仍显不足。 例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三者之间是统一性冲突排斥性，还是处于中性（独立） 之中？ 因为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都是为解决不同的经济问题服务的，难免存在政策之间的相互抵触、作用消减情势。 但在现有文献中，这样的产业政策协调性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四是对产业政策的实证量化研究，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研究工作。 因为由于当前制定的政策，往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实施，而未来却伴随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政策正确与否，并不能够在政策制定时就可以确定。 即政策是一个不能够确定其正确与否的命题，政策往往是一种没有经过真理性检验的假设，也意味着任何政策都具有错误的可能性。 所以，用实证量化的方法对产业政策效应进行计量检验极为重要。 为产业政策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将是学术界重要的探索领域。 在现有文献中，对产业政策的计量方式较为有限，诸如将产业政策（ｉｐ）设置为虚拟变量（支持为 １，否则为 ０），产业补贴，税收优惠等已经无法满足产业政策多样化工具的需要。 为产业政策寻找多样化的代理变量，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