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贸易理论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动因、本质及策略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美贸易摩擦早已超越了双边问题的范畴，而且可能在全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演化成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各国人民福祉的全球性问题。本文从国际贸易理论、西方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动因和本质进行分析，并提出减少贸易摩擦、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的动因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两国之间存在绝对成本的差异，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成本绝对低于另一国，该国就具备该商品的绝对优势。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异，每个国家应生产并出口具备“比较优势”的商品。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利用这些要素生产商品时的强度的差异，每个国家应出口由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

美中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两国之间生产商品时存在的差异，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在规模收益递减的假设基础上，两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国民整体福利水平提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资本要素的差异，中国凭借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具有绝对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的美国则重点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两国在贸易产品结构上形成良性互补，在贸易关系上处于相对融洽的动态均衡状态，两国通过贸易实现互利共赢。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我国对外进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中美原有的互补型经贸关系正在瓦解重构。由于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要素及产业在两国间加快转移，中国发挥加工制造新优势，成为高科技产品的“组装基地”，而美国则继续依靠技术创新优势，从事高精尖、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环节，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两国逐渐形成产业链深入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贸易合作关系。我国在原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保持不减的情况下，以第五代移动通信（5G）为代表的具有自主品牌优势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异军突起，加之叠加了“代工式”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这些因素的综合叠加导致美中贸易逆差加速扩大。除了上述全球价值链布局和产业转移方面的原因以外，美中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大多是由于美国自身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般研究认为美中贸易逆差主要与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特里芬悖论），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美国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美国国内消费与储蓄失衡以及美国进出口统计标准不同等因素有关。

中美贸易摩擦的动因

  第一，美中贸易逆差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经济动因。海关数据显示，中美双方货物贸易额总额从2012年的4847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6335亿美元，增幅为30.7%，而与此同时，美中贸易逆差额却从2189亿美元扩大到3233亿美元，增幅高达47.7%。长期、巨额且呈加速扩大趋势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初和直接原因。美方认为自己在中美贸易中的收益显著下降，大量进口中国商品严重挤占了美国本土低端制造业市场，对未来对华贸易产生消极预期，从而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意图限制中国商品进口，推动制造业回流、增加本土就业。  第二，满足政治竞选需要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政治动因。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但从贸易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主体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拥护者，有些利益集团的个体利益可能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损。长期以来，美国政商关系紧密，某些利益集团特别是其中的“鹰派”对华一贯奉行强硬态度，这些利益集团可以影响美国政治选举。同时特朗普政府竞选时是以其倡导“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至上”的口号和保护国内工人阶层的经济利益来获取民意的。在选票政治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意图通过满足某些利益集团的需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展现维护美国利益的意志等来转移国内矛盾和谋求中期选举连任，从而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第三，体制认定差异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社会动因。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国际贸易是不会产生贸易摩擦问题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时，比如一国政府对本国特定产业进行扶持，推动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并以此抢占国际市场，便会产生贸易摩擦。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逐渐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却给中国扣上了“新重商主义”的帽子，特朗普政府也一直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为中国在市场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产业补贴等方面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方曾多次不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强制美企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等。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方才是最大的受益者。第一，美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本优势和先进的技术优势，长期占据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垄断着价值链上的大部分利益，同时美国还以跨国公司等方式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投资办厂获得丰厚利润。很多中国出口商品属于“代工式”出口，它们只是“在中国制造”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如苹果智能手机、惠普笔记本电脑等，中国工人只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高附加值的技术研发环节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美国收入囊中。第二，美国长期利用美元国际储备货币优势地位获得大量国际铸币税。第三，作为美元国债最大的境外持有国，中国长期为美国提供低成本资金，美国利用这些资金发展本国经济、进行科技创新、开展跨境投资，周而复始、源源不断地获取更大利润。第四，中国低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让美国国内底层民众能以较低的生活成本享受丰富多样的生活用品，有助于提高美国国民整体生活水平和维护美国社会稳定。可以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根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长期实践证明，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扭曲市场价格，扰乱国际分工，降低整体福利，对贸易双方的宏观经济更是造成较大冲击。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曾因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经济持续恶化，遭受了惨痛教训。这种逆全球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传统贸易理论可以解释的范畴，需要贸易政治经济学介入才能更好地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以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绝对实力成为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奉行“美国第一”“美国至上”，为了维护和巩固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对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国家从来都是绝不手软、坚决“扼杀”，20世纪末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通过积极融入国际要素分工体系，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和综合国力增强。经济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美国的2/3。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2019年7月，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员国突破100个。科技方面，中国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许多长期被美国垄断的技术领域正逐步追平甚至实现超越。2018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较上年增长11.7%和8.9%。《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连续四年上升。政治外交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良好的大国形象屹然树立。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正稳步推进，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中国积极参与制定或重构国际规则，在破解全球发展难题、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等方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生产力较低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生产力能使贸易双方都受益，但当“弱势”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威胁到“强势”国家的绝对地位时，两国就进入利益冲突区。尽管就总体水平而言，中国在各方面相较美国还存在差距，但近几年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亮丽成绩充分表明，原有中美之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威胁”的界定更为直接和刻薄。《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更是直接将我国定义为美国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美方认为中国是最有可能在实力上赶超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已经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毕竟在美国政府长期宣传下，“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从来就不是新闻。为了继续执掌世界霸主地位，采取措施限制中国核心技术发展以及制约中国强势崛起成为美国当前最重要的现实诉求。中美贸易摩擦不是简单的贸易之争，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化”的经济行为，是守成霸权国与新兴崛起国之间不可避免又难以终结的实力较量和利益博弈。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建议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冷静分析、理性对待、妥善处理。第一，坚持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避免摩擦持续升级。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中美双方都应意识到中美经贸关系合则互利共赢、斗则两败俱伤。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经贸议文本已达成一致，未来仍要密切关注发展态势变化。未来我国应继续坚持以经贸磋商谈判解决争端的基本立场，对损害中国原则性利益的无理要求绝不妥协，在其他诸如市场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产业补贴等美方关切问题方面与其进行友好磋商，在不违背两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原则下互谅互信，在共同利益、国际准则和双边协议的基础上沟通协商，妥善处理争议，培育和扩大共同的价值认知，在保障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同时有效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预期。诚然，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决定了仅仅依靠经贸磋商谈判是无法“根治”其问题的，但至少可以“治标”，缓解紧张关系，避免陷入螺旋式加税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第二，坚持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近年来，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连续两年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建设5批共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实施，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朋友圈”。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立场，对内坚定不移加快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外坚定不移支持多边贸易，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优化整体开放布局。特别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加快实现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促进进出口市场布局结构多元化，增强外贸抗压能力。第三，坚持改革的步伐既快又稳,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预期。改革是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立场，在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的前提下适时加速推动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以积极的态度和有诚意的措施回应美方关切问题，改善其对华长远预期。一是加快国际直接投资（FDI）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加快推进对内直接投资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二是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进程。鼓励自主创新，打击侵权行为，提高违法成本，激发创新活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术创新和尊重产权私有的氛围。切实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上提出的“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三是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营造公平有序、高效透明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切实履行世贸组织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措施协议，真正实现“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第四，坚持科技创新的步伐既快又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升级，充分暴露出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差距及因此掣肘于人的窘境。习近平主席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如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会永远被他国牵着鼻子走，成为他国威逼利诱的工具。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掌握核心技术是实现赶超和崛起的必然选择，只有在科技上突破壁垒才能真正具备突破霸权国技术封锁、顺利实现大国崛起的硬实力。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立场，深入推动以科技创新和产品升级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前瞻性基础研究，实现原创成果重大突破，逐步降低对美技术依赖，提高谈判筹码和国际话语权。同时运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传统产业附加值，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