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血化瘀中药五味药性功效的化学及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思考

  近十几年，国内研究学者发表过相关研究综述或论文[2-17]来讨论药性问题，也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药性的许多探索性的研究报道[18-31]，这些文献为认识中药药性各性能的内在关联性和开展药性的科学内涵研究提供了有益线索。中药药性是药物施之于机体后产生的作用，功效是药物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对疾病有治疗性的作用。中药药性是针对机体生理状态所产生的效应，其功效主要是针对机体病理状态所产生的效应。中药药性及其功效表达与疾病的性质具有密切的针对性，也是中医药临证治法、遣药组方的重要依据，如药性的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与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密切相关，四气说明药物的寒热属性，五味说明药物的功能特性，归经说明药物作用的部位，升降浮沉说明药物作用的趋向，各自说明药物功效的一个方面，与功效关联的特征性十分明显。传统中药药性理论认为：中药性味“法于四时”“入腹知性”，即从中药性味的本体（物质基础）和

其效用（生物效应）2个层面概括了性味的基本内涵，同时又说明二者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互相对应的2个方面。药味的生物效应表达又可推演为药物作用的趋势（升降沉浮）、药物作用的靶点（归经）以及药效活性（功效）等不同的表达模式。由此出发，才能以普遍联系的视角，全面阐释中药五味理论的完整性。活血化瘀药为最常用的一类功能相同的药物，但由于不同活血化瘀药的性味不同而表现在作用趋势、作用位置（途径、通路）和作用功效的差异，并作为血瘀证临证治法、遣药组方的重要依据。本研究拟以活血化瘀一类传统中药为对象，基于活血化瘀作用的一致性和不同药味的差异性，以现代科学手段开展中药药性理论研究，阐明五味药性、药物作用的趋势、药物作用的靶点（归经）以及配伍对药性影响的科学内涵，提高对五味与功效的化学和生物学的关联的科学认识，形成创新的研究思路和策略，获得能体现中医学的“整体观”的学术价值的创新研究成果。进行药性与功效的关联性探讨，对传统中药药性理论的升华、指导中药配伍组方和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中药药性研究中，五味药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五味药性研究还存在诸多瓶颈和技术难题。药性是功效的内在依据研究不足，中药药性各要素以其各自的特点，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反映了中药的性质及功能。药性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补充，综合形成具体药物的独特效用，成为中药功效的内在依据，赋予中药药性理论深刻的内涵。由于历代医学家对于确定药物味的依据不统一，因而出现了同一药物而各家记述不一的情况。如天南星《本经》谓其“味苦”，《吴普本草》谓其“辛”，《药性论》又谓其“味甘”。这些情况不仅使初学者感到不解，而且也是中药学中的一大缺点。再者，药物的味感程度不明确，药物的味感程度多用“极”“大”“甚”或“微”等以示区别，但这些程度区别只是相对的并无客观统一标准。如大蓟《药性论》谓其“味苦”，《本草汇言》谓其“微苦”；又如黄连《本经》称其“味苦”，《本草正义》称其“大苦”，《唐本草》则称其“极浓苦”。这些似是而非的描述不够合理，有待于制定统一客观的标准。多数中药的性能与功效相统一或在很大程度上相关。如苦寒之黄连、黄柏能清热燥湿；味咸之海藻、牡蛎可软坚散结；甘寒之麦冬、石斛能清热养阴；辛温之麻黄、苏叶能发散风寒；甘咸温润之苁蓉、鹿茸能温肾填精等。药性与功效部分相关，但药性与功效有时又呈现出复杂的离合关系。以上诸多本草记载的不一致性以及性效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中药性味理论的现代研究更加复杂困难。传统医学认为中药五味与五脏有着密切的关系。《内经》中明确指出“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后世医药学家也均以此为准，并将其作为中药归经、临床用药的理论依据。然而，中药学理论表现内容并不全是如此。而且，从临床实践来看这种某味药专入某脏的理论与客观实际并不完全吻合。曾有学者将现所记载的味道单一的270种药物进行了归经方面的统计[4]，也有学者用计算机建立《中药大辞典》数据库，并对中药五味和归经进行分析[5]，统计结果表明辛味应入肝、脾、肺经；苦主入肝经；甘味应主入肝、脾经；酸味主入肝、脾、肺经，部分入肾经；咸味应主入肝、肾经，部分还入肺经。可见五味入五脏的理论虽有其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不可不加分析地沿用，而应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提高。

  五味的作用实际上是由药物的功效总结出来的，体现了味与功效的联系因而应具有规律性。然而与实际不符者亦不少。如辛味能散能行，而具有辛味的灶心土、磁石、韭子等却既不能散（散风解表），亦不能行（行气、行血）。另一方面能散能行却非辛味独具，如蝉蜕味甘却能疏散风热，川楝子味苦却能行气止痛，赤芍味苦却能行血祛瘀。再如车前子《神农本草经》言其味甘“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本草纲目》所谓“主暑湿泻痢”很难看出其功效与甘味之间有何联系。效味关系除了有不一致性之外，部分药物作用甚至正好相反。如辛味的益智仁、肉豆蔻等不仅不具备散和行的作用，反而具有收敛固涩、止泻的作用。而甘味的桑白皮、玉米须等不仅不补反而利水。由于味与功效之间存在的联系不够紧密甚或没有联系的现象，因而许多药物的功效不能用其味来解释人们在用五味来说明药物功效时常有所取舍有不具规律性或牵强之嫌。五味在说明药物功效方面却没有明显的特征，这不能不说是五味理论的不足。应用五味论药时出现的随意、不规范现象与此不无关系。一些中药在药性与功效上，其主要功效与其药性相悖或不能从药性与其功效的关系中得到阐释，属于此种情形的中药大多具有特殊功效（专一性）。而值得注意的是，多种药性及其交互作用构成了中药的整体功效。由于中药药性的多样性和性-效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几乎没有能在性能和功效上完全相同的两味中药。功效与药性这种复杂的离合关系表现出“效性相同”“效同性异”和“性同效异”等特点。也就是说药性理论的个性化特征在于其有主次之分。大多数中药的寒热属性能够在功效中得以体现，而有的药物寒热偏性较弱，只能作为临床遣药组方的参考因素。如桔梗、牛膝有引药上行和下行及其他功效，而其寒热属性并不明显。因此，在药物共性的基础上认识中药的个性则为重要。

  我国许多学者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在中药药性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方面有些创新，但受传统思维观念影响，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质的突破，导致从药物化学成分及实验药理学等角度认识和研究中药药性基本特征存在不足，中药性味、归

经、升降浮沉及功效之间的相关性缺乏研究。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一种性能，对五味理论则主要从物质基础角度进行研究[2]。由于各个医家的认识角度、学术观点、评判依据等差异，对中药药性标注混乱的现象大有所在[4]。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文献与理论研究缺乏深度与广度，实验研究缺少集中药性、味、归经于一身的系统研究[4]。由于性与效的分离，药与证的分离，使有关研究在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上以及有效指导中药临床合理运用的参考价值及指导意义有限。在选择研究对象方面，没有注意药物性能标注的主次关系，甚至忽略历来存在的认识分歧，其各说不一，更难以揭示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虽有将性味与归经结合的研究也多局限于文献数据的整理，或者是点面结合、分散研究。而对药性认知确定缺乏把握主次、去粗取精的能力，常常真伪难辨，亦难阐释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功能靶点是中药直接作用的对象，它与药性的关系研究有助于在整体层面揭示药性理论的内涵[7-9]。同时，也看到整体观认识的复杂性[11-16]。因此，五味的物质基础及其在靶点受体、组织分布等方面的特异性表达可作为五味与归经之间关系的切入点。造成本草所载药物的味与实际味感不符的主要原因有3种：其一，所选药物的品种来源、产地、采收季节或药用部分不同；其二，因为“五味”无客观统一的标准，由于尝辨方法及个人味觉器官差异等所造成；其三，有的本草所载药物之味不单是通过味觉器官尝辨出来的而是后世医药学家根据药物的作用而推测确定的。后者是造成与口尝不符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五味自归纳药物作用之后便渐渐成为说理工具，所以人们往往根据药物的作用而确定其味。如凡有发表作用的药物便认为有辛味，有补益作用的药物便认为有甘味等。这样便出现了本草所载药物的味与实际味道不符合的情况。例如，《天宝单方图》谓“菊花味辛”实则苦淡等。由于历代医家对于确定药物味的依据不统一所以还出现了同一药物而各家记述不一的情况。如天南星《本经》谓其“味苦”，《吴普本草》谓其“辛”，《药性论》又谓其“味甘”。药物的味感程度不明确，多用“极、大、甚或微”等以示区别，但这些区别只是相对而言，所以各家在记述每一药物时不统一。如大蓟《药性论》谓其“味苦”，《本草汇言》谓其“微苦”；又如黄连《本经》称其“味苦”，《本草正义》称其“大苦”，《唐本草》则称其“极浓苦”。这些均是不够合理的，有待于制定统一标准。

  长期以来，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大量的数据，但对于这些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与中药药性理论中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中药功效之间有什么联系却缺少研究。当前，尽管在中药药性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法方面创新较多，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但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影响，加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质的突破，导致中医药界对药性的把握或基于临床应用经验，或本于现代对药物化学成分及实验药理学等的揭示，尽管这些认识途径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药药性基本特征的认识，但亦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有关中药的现代研究，均侧重从现代化学药物的药效角度来认识中药的性能、药理效应与药性，药物性能与证候基本上是各自分开研究的。由于性与效的分离，药与证的分离，使有关研究在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上以及有效指导中药临床合理运用方面极其有限。功能靶点是中药直接作用的对象，它与药性的关系研究有助于在整体层面揭示药性理论的内涵，明确了四气、归经与功能靶点的关系和四气、五味与作用方式的关系，利用药性理论指导中药的组方和现代药物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必须认识“性效关联”“药证相关”的重要性，提出将药性与效用关系以及药与证相互关联的研究结合起来，以及采用系统生物学尤其是代谢组学的研究手段，坚持证候和药效关系的宏观研究与机体生物标志物成分系统分析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由于药性-功效-病证之间不可分割，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辨证关系，其本质应该具有多层次、多因素关联特征。未来中药药性本质的研究应立足于临床，以阐明中药性效关系作为未来研究的基本导向，确立以中医药学基本理论为研究指导思想，体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思想，实现对传统中药药性理论的超越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