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策略

  虽然众多中国文学作品已经实现“出海”，但因传播过程中各环节遭遇的挑战，导致除个别作品外，中国文学整体在海外的接受面临困境，这一点也成为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基于这一现实，文章从多维视角出发，全面审视和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出版发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调整策略，希望对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文学; 接受; 多维视角; 海外传播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对于重构自身在国际社会的民族和文化形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历史上，西方社会对中华民族形象的书写始终摇摆于“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 孙会军，2002: 71) 。至新中国成立，因政治意识形态冲突，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描述开始走上“丑恶化”的单行道。直至当下，西方社会普遍对中国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相关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有失客观和公允。BBC 历年全球民意调查显示，欧美对中国的评价依然倾向于负面。( 翟慧霞，2001) 相对于对外经贸及政治活动因为博弈对中国形象书写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文学作品通过生动形象的“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借用潜移默化的阅读认知为国际社会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中国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明的辉煌以及当今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树立和彰显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和民族刚柔并济和文化包容的国际形象，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文学作品海外接受效果而言，因传播涉及要素众多，如发行数量、作品销量、专业评论、馆藏量、借阅量、再版次数、读者反馈乃至目的国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反响等，目前为止尚未有一个全面和权威的评估体系可供参考。不过，通过这些作品的海外销售数据，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对接受效果有一个大致了解。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热度不断上升。贾平凹、余华、毕飞宇、韩少功、曹文轩、麦家等作家先后囊获国际大奖，莫言更在 2012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麦加的《解密》海外销量骄人，英译本发行后迅速打破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的销售记录，西班牙语版首印数量达 3 万册。刘慈欣的《三体》海外销量达到 150 万册，英文版 100 万册。( 陈楸帆，2019) 获诺奖后，莫言作品在美国的年销量也曾突破 20000 册。与此同时，中国网络文学吸引了近百万英语读者，与日本动漫、韩剧、美国好莱坞电影一同被公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四种典型文化形式代表。这些数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文学作品海外接受效果尚佳。但现实问题是，相对于中国作家和作品庞大的基数而言，实现“走出去”并取得不错反响的作家和作品数量依然总体较少。( 许宗瑞，2019: 61) 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尽管中国文学已“走出去”，但尚未真正“走进去”。马会娟( 2013:69) 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中国( 现当代) 文学翻译作品在英 语 世 界 的 接 受 情 况 不 容 乐 观”。谢 天 振( 2014: 2) 也指出，“《中国文学》、‘熊猫丛书’以及《大中华文库》等中国文学外译项目中，除个别译本受到西方国家读者欢迎之外，大多数并未真正‘传出去’”。美国亚马逊网站实际销售数据显示，在排名前 100 的 热 销 书 籍 中，未出现中国作品身影。《三体》是当前亚马逊销量排行榜位次最高的中国作品，达到 1856 名。排在《三体》之后的是网络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已跌至 48155 名，毕飞宇、余华、阎连科、贾平凹、严歌苓、曹文轩等著名中国作家的作品销量排名均在 20 万名开外。《大中华文库》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外译项目之一，其销量最好的《红楼梦》也仅排在 65 万余名。相较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个别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受到一定关注，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尚未形成整体化效应。

   对于传播效果而言，“它与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内容、媒 介、渠道等都有着重要关联”( 姚 建 彬，2019: 367) 。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文学整体在海外遇冷应与这一流程中涉及的传播主体、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出版发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有着密切关联。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国文学外译的主体除作者外，还包括译者及赞助人。中国不缺一流作家，但绝大多数难以直接从事外语创作，只能依靠翻译。而翻译本质上是“一项品尝遗憾的事业”( 范武邱，2013: 38) ，换言之，翻译势必让文学作品遭遇“失真”的风险，进而令其文学水准下降。在译者方面，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翻译队伍，但真正能做好中译外的却是凤毛麟角。有学者甚至惊呼，国内能够胜任中译英工作的译者不足百人。与此同时，小语种翻译人才更是稀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涉官方语言 78 种，而能承担这些翻译任务的人员严重不足。目前中国高校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语种最多，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为 16 种，尚不足 21% 。在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活动中，政府赞助始终是主要发起方式，其优势是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形成了有力保障，但缺陷同样明显，那就是文本筛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干预，从而将文本阅读引向政治审美。( 葛文峰，2014: 102)文本选择最终将决定读者的定位以及海外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倾向。西方社会之所以会对中国的认知片面或者偏激，与中国文学“被拿过去”过程中向“学术性”“典籍性”“政治性”作品倾斜的选材策略有很大关联，“纯粹审美角度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 国外) 出版社几乎罕见”( 刘江凯，2012:33) 。而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始阶段，包括《中国文学》、“熊猫丛书”以及《大中华文库》在内的外译项目无不以典籍作为主要选材对象。进入 21 世纪后，以“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为代表的外译项目依然延续这一思路。一方面，艰深晦涩的“大部头”在一定程度上将多数普通读者拒之门外，令作品难以在大众市场广泛流通; 另一方面，将海外对中国的历史审视导向古代文明，将令其难以对当今中国社会和政治形成真正了解。就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而言，翻译是最重要的环节。莫言谈及自己作品在海外受欢迎的原因时曾坦言: “他( 葛浩文) 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 姜智芹，2006: 77) 在 20 世纪三大外译项目中，编译人员均以中国译者为主，辅以少量海外汉学家。整体而言，国内译者外语水平难与海外译者，尤其是专业汉学家们相比。刘绍明( 1999: 99) 在肯定《红楼梦》译者杨宪益夫妇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直言不讳，杨氏文采不如霍克斯。曾任香港《译丛》杂志主编的孔慧怡( 1999: 22) 也指出，多数中国译者的英语水平难以企及母语者。进入 21 世纪后，译者构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过程中，约 80% 的翻译工作由海外译者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 姚建彬，2019: 374) 这一改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翻译中语言质量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隐患，那就是有可能失去译介的主导权，文本在海外的最终呈

现存在不可控因素。

  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初，除莫言、麦家、韩少功、刘慈欣等少数作家的单行本外，众多政府赞助的外译项目在出版发行方面延续了相似性: 国内出版社负责编译出版，发行公司再通过海外经销商进行销售。现实问题是，这种合作方数量十分有限。以《熊猫丛书》为例，它在北美地区的合作经销商仅有三家。这种模式主导下的图书出版发行弊端明显:内容载体形式单一、出版发行周期较长、获取成本居高不下。而因为国内出版企业在海外市场缺少成熟的发行渠道，作品也难以实现有效推广。当然，国内出版机构为此也做出了一定调整，广泛参加国际书展就是其主要表现。不过，尽管全球约 80% 的图书版权交易始于各种书展，但因其地点、时间及受众的固定化也导致作品推广的群体性效应受到约束。短期内，继续推进和强化与海外出版发行企业的合作仍然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出版发行方面的首选。毕竟，受制于渠道的不畅，“借船出海”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无论是版权交易还是联合发行，均有利于缩短周期、降低成本，而海外同业成熟的出版发行渠道也有利于作品的有效推广。不过，借力于海外同业只能是一种过渡形式。在资本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出版业需充分借助资本的力量，通过并购海外出版发行企业，搭建自身的海外出版发行平台，完成中国文学“走出”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变。而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正在向电子化方向演变，这就要求作品的出版不能仅局限于纸质媒介，同时还应开发文学 APP，制作电子书、有声读物供不同读者选择。电子读物制作简单、易于获取并且便携廉价，在降低出版成本的同时，也可以减少读者的获取成本。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内容载体的多样化可以实现从传统纸媒到数字终端的全方位覆盖。文学作品的质量和翻译水平的高低固然重要，但缺少全面有效的推广，再优秀的作品也只能“深藏闺阁”。在传统的线下推广活动中，除了参加国际书展，发行方还需充分利用海外众多的中国文化节和艺术节，结合中国的重大节日，举办相应的中国文学作品推介会、签售会等( 滕梅，左丽婷，2018: 26) ，构建作品接受的群众基础。在海外的孔子学院、中小学孔子课堂以及国内的留学生中文课程中，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指定为必读书目和考核内容。而随着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的高速发展，其传播快、受众广、形式多样的优势为文学作品的推广也带来了新思路。发行方应积极构建其线上模式，利用国内外已经成熟的网络社交平台，如twitter、Facebook、Instagram、微信、抖音、快手等开设相关的中国文学宣传账号，构建包括文字、图像、影音在内的多模态推广平台。在电子商务已逐渐成为主流消费方式的今天，对于作品销售，在线平台显然比传统书店更具优势。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既是中国自身的需求，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世界首先应消解其传统的文化壁垒，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海外传播。毕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异域文化经验恰恰是本土文化发展和进化的重要动力来源。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在坚定“走出去”信心的同时，更要不断审视和总结传播过程中包括传播主体、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出版发行等在内的各要素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和完善，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综合策略体系，最大程度提升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真正推动中国文学“走进”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