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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阅文风波”事件角度看网络文学生态培育

时间:2021-03-20 16:42 | 栏目: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 | 浏览:

硕士论文网第2021-03-20期,本期硕士论文写作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一篇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文章《基于“阅文风波”事件角度看网络文学生态培育》,供大家在写论文时进行参考。
  摘要:“阅文风波”所折射的问题及其产生的“蝴蝶效应”,或将对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及其行业生态建设带来深远影响。这一风波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网络作家担心,阅文平台的经营理念从付费走向免费,从重视产业链前端的内容生产转向更注重后端 IP 分发的视频产品营销,使“文学”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创作者权益不保而被边缘化。其实质是平台与作家之间的权益之争。化解作家与平台的矛盾要秉持三条原则:作家是网络文学的“第一生产力”;保障优质内容生产是行业发展的“压舱石”;打造健康的网络文学业态,要坚持保护性培育,科学化管理。在“后风波”时代,网络文学需要围绕资本、消费、政策法规、舆论四个“生态场”和作家自律、平台思维两个“生态点”发力,以培育网络文学健康前行的优化生态。 
  关键词:阅文风波;网络文学;行业生态培育 
  作为中国网络文学三家上市公司中最大的一家网文平台,2015 年整合腾讯文学与盛大文学成立的阅文集团,不仅拥有 QQ 阅读、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云起书院、起点女生网、红袖添香、起点读书、红袖读书、起点国际、华文天下、天方听书、新丽传媒等业界品牌,还入驻有近 800 万网络作家,白金及大神作家储备达 444位,自有原创文学作品 1150 万部,旗下各网站储藏作品数量超 1  220 万部,迅速成为网络文学的“领头雁”。2020  年  2  月百度小说风云榜排名前 30 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有  25  部出自阅文平台。正因为如此,这次由阅文高层易人引发的“阅文风波”所折射的问题及其产生的“蝴蝶效应”,不仅引起了网络文学界的“行业地震”,也将对今后网络文学的发展及其行业生态建设带来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这个“难以预料”的判断,取决于对“风波”的处理方式,更取决于通过风波处理所达成的对于网络文学生态构建与优化的诸多可能。现如今,风波吹皱的“一池春水”已渐归平静,但它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而需要通过溯源明理,搭建起整个行业的“阳光规则”,从而化“危”为“机”,使其对我国网络文学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阅文风波”事件角度看网络文学生态培育
  这次阅文集团高层人事调整源于 2020 年 4月 27 日阅文的一则消息——集团原联席首席执行官吴文辉、梁晓东,总裁商学松,高级副总裁林庭锋等部分高管团队荣退,辞任目前管理职务,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执行董事,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副总裁侯晓楠出任阅文集团总裁。这一重磅消息很快被网文江湖命名为阅文“五帝”①退位事 件。随之,传出了一份被视为“霸王条款”的阅文新团队的新合同,引发网络作者一系列权益问题的蒸腾发酵,让许多网络作家产生“过激反应”。一时间不实传言四起,如“收费模式将终结,免费模式将推行”“新合同推出,知名作家们纷纷断更烂尾”“全盘免费,创作已死”“侵占去世作家收益”“作者没有著作权”“作者所有社交账号阅文都有权运营”,等等,以致酿成 5 月 5日网文圈“五五断更节”事件②。阅文启动紧急公关,先是于 5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近期不实传言的说明》,后于 5 月 6 日举行了与网络作家代表的“恳谈会”,澄清事实真相,以图平息网络作家与平台之间的矛盾。舆论引导和矛盾调解的效果明显,高层大换血后阅文股价出现攀升,截至 5 月 18 日阅文盘中股价已累计上涨 48%,总市值为 479.96 亿港元,达到近一年半以来最高位。有评论说,以中国网络文学 20 余年发展史及其产业帝国铸就的来龙去脉而言,阅文的这个动静犹如“地壳震动”,“类似的震动在网文历史上未始没有,随着这一大众的、时代的、商业的创作在新世纪来得愈益兴盛而致主流化、国际化,关于它的每次平台主体的重大更迭,往往蕴含着此项中国特色新型文艺内在的方向性、结构性的再选择和力量博弈”[1]。 这次风波,表面看是阅文核心团队几位高管职务调整引起的行业局部动荡,事实上,“合同风波”只是表象,是触点,不是原因,至少不是原因的全部。因为“不公平合同”并非是新晋高管上任后出台的新政,而是原已有之。很显然,这次阅文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网络作家们担心,阅文人事变动可能意味着平台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发生“重心挪移”,即平台对网络文学的经营将会从付费走向免费,从重视产业链前端的作品内容生产转向更注重后端 IP 分发的视频产品营销。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据 2019 年的阅文集团的财报显示,以付费阅读为主的在线业务首次下滑,实现收入 37.1 亿元,占阅文总体收入的比重从 2017年的 85.2%降到 44%;而 IP 运营的版权收入却呈增长之势,2019 年版权运营收入为 46.4 亿元,大增 283%,收入占比达到 56%。另有统计表明,2017—2019 年三年中,阅文集团版权收入占比从9%升至 19.8%,再升到 52.9%,而线上收入从83.4%下降至 76%,再降到 44.4%。基于版权运营的商业增值,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影文联动”的变现模式,或将是阅文未来商业布局的打造重点。新班子上任,释放了盈利多元化信号,免费将走向前台,昔日付费阅读或将收窄,至少不再是“一家独大”,这对于那些处于“金字塔”中下层的网络作者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甚至出现“断炊”风险。 其次,许多人认为,阅文的人事调整可能会使“文学”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创作者权益不保,将被边缘化。接任吴文辉出任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的程武,原为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是做数字视频生产运营的行家里手,在网络文学 IP 与网络动漫、影视、游戏、电竞等联动上经验丰富,让他来领军阅文,显然有助于升级网文 IP 的培育能力,构建未来商业趋势的视频内容生态。加之阅文在 2018 年 10 月以 155 亿元的超高溢价收购影视业翘楚新丽传媒,意在让旗下的精品 IP 与精品影视制作之间架构出自身的内循环,实现强强联手以追求二度创作效益的最大化。2019 年《庆余年》(根据猫腻同名网络小说改编)的成功播出,让阅文集团的版权收益增长了341%,也印证了这一策略的巨大潜力和诱人前景,让人们有理由相信,阅文集团的经营策略将转向盈利占比更大的版权收入,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付费为主营业务的线上经营。卸任的吴文辉团队是做“文学”起家的,他们在起点创立的VIP 付费阅读模式打造了网络文学的“中国时代”。现在,让一个做“IP 分发运营”的人来替代做“文学原创运营”的人,势必会被视为“文学”在与“资本”的博弈中败北,让云蒸霞蔚的网络文学步入“图像时代,文学无存”的境地。于是,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个拥有数百万网络作家的垄断性企业,只遵循资本的逻辑,无视创作方的利益分配,不仅是对作家的伤害,更是对文学本身的漠视,甚至被看作是资本对文学的碾压,导致文学创作方对未来生存境遇不确定性的焦虑,引发大批网络作家的心理恐慌。 最后,平台与作家之间的权益之争,以及长期积累的不公平、不透明的契约关系,终于在“风起青萍”处形成了“引爆点”。网站平台与网络作家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二者相伴而生,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是法律规制下的市场化契约关系,他们的权益应该基于双方的自由选择和自愿约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况,作家与网站签约时,不仅不同网站的合同文本不尽相同,同一网站面对不同层次的网络作家(如白金作家、大神作家、普通写手等),所签合同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能各自有别。唐家三少就曾说,不同阶段的作者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你就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当你初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放弃什么而获得什么。一个网络作家如果还需要以“议价资格”来与网站签约,就难免出现“店大欺客”或“客大欺店”的不公平交易。网传的阅文“新合同”有许多内容引起争议③,众多网络作家对该合同条款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阅文集团随后表示:该合同是阅文于 2019 年 9 月推出的,并非如外界谣传所言是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推出的新合同。新上任的管理团队对此非常重视,他们在恳谈会上与作家代表进行沟通,承诺对不合理的条款做出相应的修改。程武明确表示,事实上,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部分。著作人身权,是作者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权利,属于作家独有。阅文绝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分享或获取这种权利。关于付费和免费模式,阅文方坦言:目前关于免费阅读的机制还在讨论中,付费阅读肯定要继续巩固并且做大,而未来在考虑免费模式时,会有明确的作家收益,需要为付费和免费规划不同的作品内容库,匹配不同的产品渠道及对应的收益体系。当然,无论哪种模式,都由作家自主选择。随后,就在 6 月 3 日,阅文集团推出“单本可选新合同”,对原合同的核心内容做了修改,提出三类四种授权分级、免费或付费可自选的新方案④,得到许多网络作家的认可。 
   由此可见,此次的“阅文风波”是以平台掌门易人为诱因,以“合同风波”为焦点,在事关行业方向性选择关口,文学与资本的路径博弈;是网络文学平台与作者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的一次公开化,以及表达创作者试图摆脱“低势站位”而与运营方达成更为公平的利益分割时的坚毅与决心。当然,这期间也包含通过对新班子认可度的质疑来换得老问题解决的尝试。如果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那么,这次风波的“根”或许正在此处。“阅文风波”暴露了当下网络文学发展中的问题,也促使人们反思其中的症结,探寻“再出发”的行业进阶拐点。从生态系统优化的视角,在“后风波”时代,中国的网络文学要保持原有的繁荣势头,并夯实作为一种新兴文学的历史节点,既要有外部环境的“场”的调适,也离不开内在的“点”的破圈。 优化网文环境的生态“场”,可以让网络文学获得强大的外部支撑力。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曾经用“场”(field,又译“场域”)理论来解释一个事物的社会化存在关系。他认为,一个“场”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构成了不同事物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文学艺术就是一个处于自律与他律不断竞争中的知识场。因而布尔迪厄说,对文学生产做“场”的分析需要把握好三个层次:第一,分析文学(等)场在权力场内部的位置及其时间进展;第二,分析文学(等)场的内部结构,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运行和变化法则的空间,也就是各种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结构,为合法性而竞争的个体或集团占据着这些位置;第三,分析这些位置占据者的习性的生成,习性即配置系统,这些系统作为文学(等)场内部的一种社会轨迹和一个位置的产物,在这个位置上找到了多多少少有利的现实化机会。 就网络文学与社会关联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而言,布尔迪厄的“场”理论对检视与建构网络文学生态有着广泛的适应性——网络文学生态就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位置里的一个“场”,网文生态的优化,实际上就是这个“场”的要素配置和要素博弈的优化。网络文学的“场”有四个核心要素:资本、消费、法规和舆论。它们结构着网络文学在社会语境中的“网格”与“构型”,既是助力网络文学前行的动力,也是规制网络文学发展方向和运行质量的因素。 文化“资本场”是网络文学生态的“硬核”。我们知道,资本是企业发展的物质根基,文化资本的经济支撑决定了网文行业的规模和水平,也制衡着它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2015 年 3 月,腾讯以 50 亿元收购盛大文学,与腾讯文学合并成 立 阅 文 集 团 , 以 占 中 国 全 部 网 络 作 家 的88.3%(约有 530 万人)的聚集效应打造了这艘“超级航母”。那么这艘“航母”往哪里开,从根本上说是资本说了算,而不是“文学”可以自主的,特别是阅文背后的腾讯这个资本大鳄,似乎更具“任性”的底气。据阅文财报统计,2017—2019年三年中,阅文集团版权收入占比从 9%提升至19.8%,再升到 52.9%,而线上收入则从 83.4%下降至 76%,再降到 44.4%,2019 年的营业收入为85.48 亿元,归母净利润只有 10.96 亿元,相比腾讯 2019 年 3 700 多亿的营收,940 多亿的盈利,这只能算一点“小钱儿”。于是,阅文(也是腾讯)新团队把战略重心从线上转到线下,从文学创作转到版权运营,降低线上付费阅读的经营成本,转向盈利占比更大的版权收入,阅文新合同要求无偿获得网络作家的 IP 改编权,也就不难理解了。2015 年“IP 热”后,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资本巨头纷纷在网络文学领域布局,将网文、影视、游戏、动漫、有声书、出版等环节打通为全媒体产业链,中文在线、阅文、掌阅三家公司成功上市,完美世界完成对百度文学的控股,强势打通网络文学和游戏的通道,咪咕阅读、天翼阅读、沃阅读与中国移动、电信和联通在文学消费端抢占读者市场等,都是资本“场”对文学“场”进军的集结号。面对资本的逐利本性,文学无疑处于弱势的一方,要打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学生态,必须要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实施对资本的限制,不得让资本伤害文学,挤占文学的“生态场”。就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所指出的,文学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网络文学创作与经营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得被市场、资本牵着鼻子走。
  与资本紧密相关的“消费场”关涉网络文学的出口,而消费落地是网络作品实现其市场价值和人文审美价值的唯一途径。网文作品的消费“场”越大,受众越多,其价值就体现得越充分,价值实现度就越高。因而,无论是网络作家,还是网站平台,都希望把这个“场”拓宽、拉长,聚集人气以放大绩效,直至扩大传播半径,把中国的网络文学“出海”到全世界。扩大“消费场”是网络文学产业所追求的目标,对于网络作家而言,其唯一要做的是创作出读者喜爱的作品,靠阅读爽感形成口碑,吸引读者,并且让读者变成粉丝;对于网站平台来说,运营网站就是运营“消费场”,经营网文作品就是经营读者、经营粉丝。网络创作通过与粉丝的交流,创作“适销对路”的作品,形成了网络文学的“网生性”;而网站平台通过经营粉丝文化,打造了网络文学的商业性与市场化运营的历史合法性。可见,“消费场”作为网络文学生态培育的重要一维,不是要守住一个常量,而是要寻求一种变量而获得增量,网络文学的商业蓝海就是这样开拓出来的。如研究者所言:“消费社会时代的到来,赋予了粉丝文化崭新的样态与表现方式,更为活跃、自主和参与性强的粉丝文化开始崛起……粉丝的实践行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消费。如广电产业、电信产业和电子制造业共同为粉丝搭建一个信息生产和传播平台的同时,也享受着由粉丝的消费行为所带来的巨大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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