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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格式化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境遇

时间:2021-03-14 19:24 | 栏目:哲学论文 | 浏览:

硕士论文网第2021-03-14期,本期硕士论文写作指导老师为大家分享一篇哲学论文文章《方法论的格式化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境遇》,供大家在写论文时进行参考。
  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工”格式化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导致经济理论研究被“格式化”框约,使丰富的实践演化进程不能随时代发展产生新的研究纲领,也不能内生出适合需要的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这样两个方面的因“格式化”产生的后果,制约和阻碍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格式化方法论作用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发展境遇。以时代转变为依据,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引进一般性方法论和创新具体研究方法,构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治经济学( 1949 ~ 1977) ; 第二阶段是在经济模式转换的背景下,保持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不变,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78 ~ 1992) ; 第三阶段是反思方法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治经济学( 1992 ~ 2015) 。从而在回溯历史的基础上,揭示格式化的方法论如何导致理论与实践的疏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提供批判性参考。
  对于一门学科的构建与发展,首先需要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其次需要“怎样认识”才能实现它“之所是”。前者是认识论的范畴,后者是方法论的范畴。方法论(Methodology)具有重要作用:为逻辑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知识和应遵循的规则;提供理论的可检验性原则,修正不恰当的条件预设;随时代进化而产生新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方法,构建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诞生以来,对其研究主要在于回答“是什么”,而对“怎样认识”经济理论界则关注较少,其根源在于苏联范式以来格式化的方法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缘起于马克思在蒲鲁东的批判中所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并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下过明确的定义,为其以后的发展与创新留下了空间。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的。他对“历史”的认识来源于黑格尔,后者认为“历史”是一个在经验的检验和更高程度的批判中不断趋向真理的反思之链,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这种反思进程是遵循某种规律的,它基本上沿着“正题→反题→合题”的路径前进,这个规律就是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在于指出“历史”是在物质—经济活动中生成而不是在思维概念中,从而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展开是以辩证法为工具的,两者是统一的。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进行了第一次讨论。当时苏联学界出现了一股为将理论达到实证主义的科学水平,而消除或弱化历史唯物主义中辩证思想的思潮。① 普列汉诺夫为突出辩证法的重要性,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一词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杨耕教授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在内涵与思想上并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辩证的,所以他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② 列宁继承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四个方面: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理论。③“辩证两个词汇,形成了体系。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也是一次术语上的创新。
方法论
  斯大林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定义和“分工”④:辩证唯物主义解释自然现象,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社会现象。这样就把方法论格式化、简单化了。事实上,无论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侧重的维度不同,内在是相通的,但斯大林的“分工”却将它们打造为封闭和排他的哲学体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之所以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就在于它的否定性思维能够捕捉到理论的不完美,并创造出扬弃不完美的方法,从而推动理论进化。但斯大林的简单分工使方法论丢失了这种特性,也丢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放性、批判性和包容性传统,失去了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可能。尤其是批判性的缺失,抽离了经济学的灵魂———理性,因为理性的内核正是批判。在经济学中,理性是理论体系的逻辑预设,主要从两个方面撑起和规制着经济学体系:理论假设和理性主义方法(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⑤。然而,作为“苏联模式”的缔造者、理论界和政治界的最高权威,斯大林的观点决定了当时的理论和学术走向。他的两个“分工”终结了对方法论本身的探讨,成为不可质疑的公理,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不能产生新的研究纲领;二是不能内生出适合需要的具体研究方法。本文旨在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次时代转换为背景,揭示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产生疏离的方法论原因,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提供批判性参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我国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主要表现在:首先,赋予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单位以主体性地位,给予一定的自主权。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将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作为一项重大决定,突出利润对企业的意义,提出了“利润是衡量企业经营好坏的根本标准”的口号,还原了现代经济制度框架内企业的原初本性。在国家、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了利润在利益分配上的主导性,比如扩大企业利润留成,将利润与生产资金、职工工资和福利挂钩,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企业从过去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转变为以企业利益为核心,构建了新型的国家与企业关系。
  其次,价格体系的市场化。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意味着商品生产要遵循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让价格成为调节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的“看不见的手”。改革原来的国家定价体系,建立由供需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这是在实践的试错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为探索价格机制改革,先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国家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由于计划内的国家定价较低而市场上由于产品稀缺而价格较高,巨大的利差滋生了大量利用行政权力牟取利益的“倒爷”,凸显了改革进程中权力与货币、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张力。为了抑制“官倒”,真正体现价格的调节作用,实行了价格并轨的尝试,即“物价闯关”。虽然以失败告终(准确地说是中途停止并放弃),但这是对价格机制进行改革的重要尝试,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实践领域的大胆探索也带动了理论界对经济活动新特点的研究兴趣。从知网中检索到的文章来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表了五万余篇。但总体来看,新研究并没有与既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融合在一起,两者是断裂的。从根本上看,在于方法论的缺场导致理论体系的构建无法在吸收合理的假设条件、排除不合理的假设条件之间动态地“扬弃”,进而推动理论的进化。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以矛盾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主要以我国的经济实践为基础,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规律、经济管理和对外经济关系,等等。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研究,着眼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作过程来研究,其重点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调节方式和管理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等等。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了矛盾分析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 材 体 系 设 计 也 逐 步 走 向 与 此 类 似 的 体 系框架。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在结构安排上沿用了苏联的模式,分为上册(资本主义部分)和下册(社会主义部分)。当时在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南方本”和“北方本”:“南方本”是由南方十六所大学联合编写的,体系安排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消费过程———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总过程。“北方本”由北方十三所高校联合编写,体系安排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不断增多,很多高校都开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内容上逐步地增加了企业、资金的流动、货币流通、对外经济关系等内容。从整体上看,这种着眼于经济规律的研究重在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终极导向,是一种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在回应现实经济活动提出的问题上作用有限。
  总体而言,虽然在经济实践领域发生的是赋予个人与企业以主体性、释放微观主体的逐利本能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尝试,但政治经济学体系依然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整体,用整体性方法研究“物”(如生产与再生产)的运行原理与规律,停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等形而上的层面,缺少微观基础。市场功能的发挥是资本取代计划命令引导生产和消费,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会受到偏好、收入、相关产品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需要更为微观的具体剖析;市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需要对未来有较为精确的预测,由此派生出对具体研究工具的需求,而这需要方法论的创新与引导。尤其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分工的细化,用整体主义方法来研究问题,会因为缺少实际内容而成为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导致理论与实践的疏离。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探求知识的方法一般分为归纳和演绎。但纯粹的归纳和演绎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归纳会受到观察数量的限制,需要无穷大的样本数量,因而永远不能完全确认知识的科学性;就演绎而言,纯粹的逻辑推理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因为它已经蕴含在前提中。近代科学主义的复兴是从方法论创新开始的,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是将假说、演绎推理和观察形成一种动态的结合,推导出一种新的方法———“假说—推理”。一个假说能否成立,取决于检验的结果。如果一个假说通过了检验,它就可能会带来新的知识,但也不是绝对确定的,否认结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这种研究蕴含着假说之提出、演绎和观察与检验之间的持续的交替。实际上,研究过程成为一个无止境的螺旋。② 这意味着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另一代表人物笛卡尔,也强调演绎和数学方法的根本性。经济学的体系建构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20 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归纳还是演绎的争论,最终引发了经济学的数理主义。因此,从假说到检验的数理模型,实际上是方法论进化所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应坚持唯物辩证法,这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微观的具体的研究方法论的配合与补充。换句话说,经济学方法论并不是一个没有层次的单一概念,而是具有层次性,既包括最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又包括那些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此一论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发挥政治经济学的预测性功能,是在认识当下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来的推测,必然离不开归纳主义和演绎推理,数理研究方法正是这两种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它是借用数学的形式表达经济关系,也是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因此,数理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方法论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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