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论文：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一是认识方法上，多重证据法即互证法，也即印证法。所谓印证，是指独立来源证据之间的相互支持，其本质是信息的一致性与协调性。多重证据法，正是通过独立来源的不同类型证据之间的相互支持，即形成彼此印证的关系，从而建立研究者对史实的确信。史学家宁镇疆先生曾就 “二重证据法”指出: “‘二重证据法’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其理想形态应该是各自独立来源的材料指向同一个事物，基于此的 ‘二重证据法’还是比较坚实的。”⑤需要指出，我国史学学者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以及重视史料比较并寻求印证的方法运用，从世界范围看，具有史学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如 “科学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兰克 ( L·V·Ｒanke) 曾提出史料批判方法，包括“外证法”，即通过同时代不同史料的对比校勘来确定史料的真伪，以及 “内证法”，即通过不同来源的相同史料的对比来确定史料的可信度。⑥ 对不同史料进行对比校验以判定史料真伪与可信度，此种方法与 “多重证据法”可谓异曲同工。二是史学多重证据法研究，“由一到多”的发展，体现出对印证广度与厚度的关注。哲学学者刘畅称: “一个印证要成其为印证，总在于此印证之外、之后还有彼印证。印证的效力着落在印证的广度、厚度上。”而由一重证据法到二重证据法，再到三重、四重证据法，正是体现了历史学在加强印证广度、厚度上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在克服史料的单薄性，增强历史学史实判断的客观性。这种努力的动因，往往与史料与史实判断中的真伪不明有关。尤其在史料之间发生矛盾，或者史实判断出现重大分歧时，拓展证据范围，加强印证厚度就成为现实选择。从而进一步显现出证据法 “从一到多”的发展倾向。三是 “多重证据法”重视新证据的发现。史学中传统的 “一重证据”，是传世文献记载，属于既有的传承性权威书证，而提出 “多重证据”，则强调 “新证据”的发现。尤其是出土文献及出土实物。因此又称 “新证法”。而在传世文献中，历史已经被人所书写，形成所谓 “正史”，或历史通说。即如法律判决已经形成。而新证据的发现，则可能启动历史的 “再审”程序，并由此纠正曾经的误判 ( 即通说对历史事实的误认) 。而新证据的发现，则可能具有三重功能: 其一，新证据本身即可动摇甚至颠覆历史通说，至少使通说存疑; 其二，新证据结合原有证据，可能动摇甚至颠覆历史通说，亦至少使通说存疑; 其三，新证据与原有证据结合，通过相互印证确认新的史实。可见新证据兼有证伪与证实的功能。应当说，多重证据法对新证据的重视，反映了历史研究的一种进步倾向。四是对 “多重证据法”的研究历程表明，史学家已如法学家一样，注意到证据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功用。证据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在其之下，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采用不同标准，在学理上作出具体的区分。包括区分证据材料与证据事实，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区分主要证据与辅助证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