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年间沪市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现行会计准则下不同经营业绩公司的各类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率与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反映的是现行会计准则下，我国上市公司基于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首先，本文对所选样本公司根据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分成了三组，包括利润平滑组，扭亏为盈组和夸大亏损组；其次，对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观察了三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各类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情况；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了三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与各类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相关性，验证假设是否成立，研究结果表明：现行会计准则下，经营业绩不同的公司，存在的盈余管理动机不同，其盈余管理水平与各类资产减值的相关程度有所差异，并且具有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对资产减值利用的侧重点不同。夸大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主要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而利润平滑公司与扭亏为盈公司的盈余管理主要利用流动资产减值。现行会计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以后不得转回，使得具有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和具有扭亏为盈动机的公司更倾向于利用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管理。说明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巨大总体上，现行会计准则下，三类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并没有明显被遏制的证据。虽然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在遏制三类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并没有对流动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做出相应的规定，所以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必然会倾向于人为操作流动资产的计提与转回来达到其特定的目标。因此，现行会计准则对于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遏制效果不显著，只是起到了有限的影响作用。三组公司的有些控制变量没有通过检验，原因可能在于，现行会计准则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禁止性规定，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影响较大的主要集中于可转回资产的项目上，而不是企业的全部资产，进而导致了体现企业全部资产情况的相关比率未通过检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在变量测算上，对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时，以前的文献采用模型侦测盈余管理行为只是将可操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指标，本文则为了消除各个公司规模对应计利润总额的影响，将样本公司的各个变量都除以各年的总资产，检验得出的结论更可靠。另外，基于不同行业之间资产减值对财务状况影响的可比性不大的理论，本文在对资产减值进行研究时仅选择了沪市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尽管国内外有关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与资产减值的关系的研究较多，但是大部分学者都将企业的资产减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规定不同，所以为了增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本文在整体研究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基础上，区分长期资产减值与流动资产减值进行研究。根据经营业绩不同的上市公司具有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将所选样本公司分成了利润平滑、扭亏为盈和夸大亏损三组，并将三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长期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流动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及总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细化了研究范围，使研究内容更为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根据盈余管理动机的不同对所选样本进行了划分。然后构建了回归模型，对现行会计准则下具有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长期资产减值、流动资产减值、总资产减值与其盈余管理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限于研究方法、所选数据以及研究者本人水平等方面的不足，本文存在以下在度量盈余管理时，尽管本文所采用的扩展模型是会计学术界在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模型，可是其并未完全考虑我国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相关政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扩展模型回归得到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盈余管理的度量，这一测算方法可能还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所选数据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本文默认其所提供数据是正确的。本文区分不同经营业绩的公司，对现行会计准则下长期资产减值、流动资产减值以及总资产减值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研究范围，如对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单项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单独研究分析。本文主要是研究现行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所以仅对现行资产减值准则下，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是，严格来讲，盈余管理的产生除了有资产减值的作用外，还有其他诱因。所以，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可对盈余管理做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不同经营业绩公司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不同，未来还可以对现行会计准则对其他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